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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文
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顾严和杨宜勇两位专家透露了他们的最新研究结论，“今年农民增收较快，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城镇居民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显著快于低收入组，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
城镇居民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显著快于低收入组，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说明了什么，又会对转型期的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笔者以为，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所导致居民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很容易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是对社会公正的极大伤害。在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群体贫富分化日益明显，阶层差距日益加大，社会分层的加速和贫富悬殊的拉大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增加。客观地说，我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中或多或少地获得了好处，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地提高，然而很多人却总觉得自己和别人相比吃了亏。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与人们主观上的认知偏差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定势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由于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和不平等竞争。
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将自己的地位与其他类别地位的人做了对比后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也就是说，当个人把自己的情况与那些被他认为在其参考群体中占优势的人相比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消除公众的相对剥夺感，尤其要注意到弱势群体产生的相对剥夺感。由于弱势群体的生活日益贫困化，同时也由于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造成的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的不断增强，使他们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本与代价。又由于弱势群体的经济承受力低、风险抵御力弱，于是，在弱势群体这一庞大的队伍中就蕴藏了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极易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美国学者亨廷顿也认为，如果不能在消除社会绝对贫困的同时，逐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那么这种“相对剥夺感”也容易使人倾向于暴力。
“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就说明了弱势群体实际生活困难，这极易让个体把自己的弱势地位和社会因素联系起来，感到自身利益相对受损，具有强烈的社会分配不公正、不公平感以及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满感，而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全社会的代表，自然会成为社会弱者的相对剥夺感、分配不公感以及对立情绪、逆反心理和群体意识的发泄对象。转型时期少数人的非法暴富、某些官员的“灰色收入”等问题，也会使部分群众发生误解。一旦社会失去公正，必然造成社会心理失衡，因此，政府应当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协调社会矛盾，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建立对弱势群体的支持机制。
社会公正是人类崇尚和追求的基本信念之一，也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因素。一个政府如何选择自己的公共政策，选择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来干预社会生活，直接关系到该社会中种种矛盾、冲突的解决以及社会结构的调整，从而也直接影响该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认清城乡收入差距全球最高背后的问题，解决好公众产生的相对剥夺感问题，实质上就是能否有效地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和社会支持问题，能否使他们能够过上体面生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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