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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老总黄宏生因其与胞弟黄培升涉嫌窃取公司资金逾4800万元而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黄氏兄弟在交纳100万保释金后已获保释。一桩公司丑闻暂时告一段落，但廉政公署的追查并未终止。
面对危机，创维品牌总监孙伟信誓旦旦，说黄宏生被诉案并未影响产品销售及公司形象，虽然长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但相信无须长远，这桩丑闻产生的连锁反
应便会波及到其他企业和其他行业。据可靠消息，至少一家有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亦牵涉其中。
理性审视“黄宏生事件”，我们可从各个层面得出不同结论，既可谴责黄宏生为民营企业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亦可探讨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不可“A股化”……但我们最不应忽略的结论是：中国需要有责任感的企业家，更需要有责任感的民营企业家。
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面对一个现实的世界，在经营中抛弃无用的说教和道德的纠结，致力于改善企业经营状况而非成为社会的负担。他们植根于现实，希望通过合法、高效的经营来替代道德的说教。他们的出现证明了中国的社会进步，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国经济缘何能够高速发展。
正因为中国经济对民营企业家寄予了太多期望，我们才并不苛求全面追究他们的“原罪”；同样的理由，我们才对他们现在及未来的行动提出更高的要求。
中国不乏民营企业家回馈社会的美丽故事，但我们认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不仅体现在他们为慈善事业捐了多少钱、为灾祸出了多少力、为见义勇为设立了多少基金、为社会正义发出多大的呼喊，更体现在他们遵守法律、尊重最基本的商业交易规则，不进行欺诈和欺骗。
承担和推卸责任的故事贯穿了整个管理的历史，也贯穿了现代企业经营的每个细节。克雷格.霍尔在《负责任的企业家》中说：企业家是负责任的，对朋友、商界伙伴和社会负责任。“也就是说，企业家不仅是社会的革新者，更是社会责任与信用关系的维护者，并且致力于改进社会。”
只有强大、有竞争力的公司才能对整个社会负起责任，只有健康的企业才能提高并丰富人类及其社区的生活，所以杰克.韦尔奇才认为“CEO最首要的社会职责，就是确保公司的财政成功”。
我们并不否认，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主要责任；就像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所说的“利用目前雇佣的或者可以支配的资源，努力获得最好的经济效果”。但追求利润绝不应成为企业和企业家的全部责任，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一定会在社会责任方面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即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不遗余力地宣扬的“惟一责任”理论———“商业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即利用其资源从事专门增加利润的活动，只要所从事的活动是没有欺骗和欺诈的公开和自由的竞争活动”。
当下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一些领域的道德伦理框架正面临重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要求每个民营企业家都是道德君子，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他们在获得商业利益的同时能够承担起那么一点点责任，为社会公义提供那么一点点信心。
就像克雷格.霍尔说过的那样，“企业家可以并且也应该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家可以并且也应该相互协作，把饼做大，使各方都能获益”。财富意味着责任，惟其承担了无穷的责任，才会获得无尽的尊敬。这就是民营企业家在“黄宏生事件”的阴影中所应面对、所必须正视的现实。
□本报评论员迟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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