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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生
最近，中国学术界特别关心俄罗斯和东欧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有些学者认为俄罗斯普通公众的生活待遇下降了，人均寿命降低了。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俄罗斯的普通公民之所以选择现任总统，就是因为他们从改革中得到了实惠，不愿意
再回到从前的生活状态中。如果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那么，人民的选择才是最终的，所以，应该认定俄罗斯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俄罗斯的改革最终导致俄罗斯丧失了世界大国的地位，沦为了二流或三流的国家。这种站在貌似中立的立场，对俄罗斯改革的成果作出评判的做法，充分显示出我们的功利思想。我们希望俄罗斯的改革成果能够证实我们的结论，所以，面对俄罗斯纷繁复杂的现实状况，我们的一些学者各取所需。这种建立在不同理论基础上的历史反思，不但无助于让我们了解俄罗斯的真相，反而会给我们的改革带来更多的变数。
在分析俄罗斯的改革经验时，我们可能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俄罗斯人的头上，并根据我们自己的标准对俄罗斯的改革成果作出错误的取舍。
那么，俄罗斯的改革到底怎么样？
从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政府就试图通过开放透明政策，依靠中央指导，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很不幸的是，这个列宁主义的发源地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诲，没有看到经济存在对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而只是希望通过开放透明达到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事实证明，正是戈尔巴乔夫的左派幼稚病，最终促使苏联垮台。俄罗斯时期叶利钦看到了经济改革的重要性，起用了一批重要的经济学家。非常糟糕的是，这批经济学家进行了虎头蛇尾的私有化改革，他们通过“证券私有化”将国家的经济基础彻底摧毁。
那些拥有实物资产的执政者，在俄罗斯货币贬值之后，可以通过非常低的成本完全垄断俄罗斯的大型企业。正是由于俄罗斯的少数人通过金融资本的运作，依靠内部人交易，才逐渐地控制了俄罗斯的战略性企业。或许由于他们缺乏经营的安全感，或者压根儿不打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以，俄罗斯的改革刚刚稳定下来，那些金融寡头们和石油大亨就迫不及待地寻找战略投资者，通过出售自己的股份套取现金，移居国外。俄罗斯的现任总统不能左右以前的改革，但是，可以限制这些金融寡头和石油大亨的活动范围。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俄罗斯出现越来越多的对既得利益者的清算式的法律指控。
亡羊补牢，犹有未晚。我们的改革看起来是渐进式的改革，但是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是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更加激进的改革。在有些地区，政府已经明确制定出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时间表，并且把政府投资的学校和医院也完全民营化。这样的改革当然会遭到普通民众的强烈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中国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的原因。
我们需要一面镜子，可是很不幸的是，在俄罗斯这面镜子中，我们不但没有看清自己，反而非常错误的理解了俄罗斯。中国学者习惯于各取所需，而没有看到改革的成败更多取决于各国公民的自主选择。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上帝，我们却对俄罗斯的改革指手划脚，试图扮演俄罗斯人的上帝。(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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