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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笔者在《新京报》发表《大学应该培养而非招揽运动员》，文章的一些观点受到徐友渔先生的反驳。在《大学招收运动员不能破坏社会公正》(11月30日《新京报》)中，徐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大学招收运动员破坏社会公正，指出笔者津津乐道美国经验，与中国的现实条件相距甚远。笔者则以为，“国情”如今已经成了万能胶。你只要一说人家有地方可学，马上就会有人用这个万能胶封住你的嘴。这才是可哀的地方。
徐先生说：“高等教育在我国是十分稀缺、引起极大竞争的资源。这种话题在美国不会引起激烈争论，因为美国上大学很容易。”错了。
美国在开始招收大学运动员时，高等教育也很稀缺。同时，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比起上个世纪80年代来要普及得多。在稀缺的问题上，中美并非没有可比性。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徐先生所谓的“公平”问题。徐先生认为，衡量公平的标准，就是考试，还说这和科举传统无关。考试难道真公平吗？
在高考的竞争中，那些富裕家庭的子弟，从小有资源上好学校、请家教，在高考中占明显优势。他们上了大学以后，在竞争中领先人一步，挣得比那些没有上大学、上不起大学、甚至没有资源准备上大学的人要多得多。而后者却要通过税收等形式，为前者的教育承担部分费用。这叫公平吗？
公平的原则有许多种。
比如，让经济弱势的阶层优先上大学，就是一种公平。让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正常教育、但又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或牺牲的人(比如运动员)上大学，也是一种公平。
大学录取真要公平，就得考虑各种因素。只是守着一个考试，最多只能说是片面的公平。事实上，美国的大学录取，一直就考虑上述多种因素。他们不会拿一个从小上昂贵的私立学校、常青藤盟校的暑期补习班的学生的成绩，和一个根本没有这些机会的学生的成绩相比。
考试这种单一的录取标准，不仅不公平，而且对高等教育本身没有好处。教育不仅仅是个文化课，还是年轻人之间分享人生经验的机会。大学要鼓励走不同生活道路的人在校园里汇合。大学录取，不应该是仅仅把考分高的人挑出来而已，而是要看谁能利用大学这个机会，更充分地开发出自己的潜力，同时把自己的人生经验贡献给校园。徐先生说如果运动特长可以代替高考，“那么我们可以举出无限种特长和能力，是在高考项目之外的”。在他看来，以这些特长代替高考是荒唐的。笔者的看法则不同。难道我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在校园里领略同学身上的“无限种特长和能力”？有不同特长和能力的孩子聚在一起的大学，要比仅仅是有相同能力的孩子聚在一起的大学，在教育上更有创造性。
遗憾的是，徐先生似乎还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说高等教育是“稀缺”资源。为什么不换一种想法呢？刘翔二十出头，已经是一代人的象征，手里不仅握有巨大的经济资源，还有巨大的象征资源。看看施瓦辛格，人家也是个运动明星，已经在统治加州这个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了。如果他不是在美国之外出生，将来很可能当总统。刘翔由于受的教育不多，目前还未必知道如何运用这样的资源。但他作为一个公共人物影响社会的条件都在那里。我要是大学校长，就会在他身上赌一把，让他在我的学校受到最好的教育，为未来更大的成功奠定基础。而他如果真能由此成为更有影响力的人物，不仅社会受益，他可能还会回馈母校，教育的资源就会扩张，就会变得不那么“稀缺。”
笔者并没有像徐先生说的那样，动不动就不遵守规则，用自己的标准来代替。相反，笔者也主张对规则“一边遵守，一边争取修改、完善。”
笔者坚信：高考应该借鉴美国大学录取时的SAT那样的智能测验。分数只是一项重要的参考成绩，但绝对不应该是惟一的标准。
□薛涌(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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