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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刘文宁
对那些艰难谋生的人群，我们注视的眼光应包含起码的尊重。因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希望依靠自己的汗水找到生存的饭碗，仅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就值得社会尊重。如果有关部门只是从这些人群给社会带来的诸种不便的角度出发，只是考虑如何“治理”他们，那么，一些政策的制定难免会有所偏离
他们大都来自农村，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背着蛇皮袋，整日行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以拣垃圾、废品为生；他们的存在对城市有益，但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很多困扰———他们被人称作拾荒者。近日新华社“新华视点”报道了游走于城市中的一个规模日渐扩大的特殊群体———拾荒者的生存状态，报道同时还提及了相关管理模式所引发的争论和困惑。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来自农村的拾荒者大多居无定所，身份结构复杂。一些人收、拾、偷不分，给居民人身、财产安全带来隐患；他们四处流动，乱扒乱翻，污染环境，成为脏乱差的污染源；他们往往带病从业，成为疾病传染源。他们的形象令不少城市管理者颇为头疼。对此，浙江的临安、瓶窑等地在全国率先探索对拾荒者的管理模式。前者是建立收旧拾荒公司，通过市场化的方式经营拾荒业；后者是由政府直接介入，动用行政力量管理拾荒者。无论是“政府直接介入”还是“公司化经营”，两种管理方式都要向拾荒者收取管理费用，这引发各方质疑：它将使微利的拾荒业更加无利可图，使原本就处于社会底层的拾荒者的生活更加窘困。有人甚至提出，这样的改革思路难以排除政府与民争利的嫌疑。
其实，拾荒者所遭遇的尴尬也时常出现在其他的一些贫困人群身上。如城市中的乞讨人员、穿行于大街小巷的无证照流动商贩，以及在其它行业艰难谋生的进城务工人员等。长期以来，在他们面前，一些媒体、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在不经意间，似乎习惯于把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城市环境混乱等现象归咎于这些底层边缘人群。
而这种情绪如果渗透到一些城市管理者的头脑中，那么，一些人则难免不把其视为自己工作中的麻烦，视为城市的伤疤。一些人只希望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这类人群越少越好。而在清除麻烦、伤疤之时，不能体谅当事者的实际生存状态，不能体谅当事者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这种情形更是在所难免。比如，一些城管人员对待无证照流动商贩动不动即拳脚相加，执法野蛮；一些进城务工者在花钱办了暂住证、务工证之后，却得不到相应的保障，等等。归根到底，这些部门和人员往往是以管理者的身份，而不是以服务者的姿态面对这些人群的———无疑，这将影响到相关政策的着眼点及其实施效果。
对那些艰难谋生的人群，我们注视的眼光应包含起码的尊重。因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希望依靠自己的汗水找到生存的饭碗，仅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就值得社会尊重。如果有关部门只是从这些人群给社会带来的诸种不便的角度出发，只是考虑如何“治理”他们，那么，一些政策的制定难免会有所偏离。
无论是对城市拾荒者、乞讨者的管理，还是对街头无证照商贩的执法，实质上都涉及一个如何解决贫困人群生计的大问题。而这即使对于一些发达国家，也一直是个相当棘手的难题。在经济转型时期，在我们的经济实力尚不足以给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体面生活的情况下，相关管理机构及人员应当认识到，那种“只要某项政策一出台，矛盾即迎刃而解”的想法往往是幼稚的、急功近利的，许多时候还容易埋下社会隐患。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管理者更多地从爱民的角度看待类似问题，从保障群众利益而不是伤害群众利益出发，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也能够考虑他们的实际困难，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是一个社会基本的道义，也是社会公平、有序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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