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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成露
2004年的岁末又进入了事故“高发期”的怪圈。大平特大矿难刚刚过去一个月，沙河铁矿矿难的善后和整改工作还在进行，包头空难也还在紧张的处理中，四川客车交通事故的原因尚未查明，陕西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又发生特大瓦斯爆炸，目前已造成42人死亡，尚有149人被困井下。矿难、空难、车祸……年末频繁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一次又一次牵动
全社会的神经，考验着公众的承受力。
我们不禁要问，年末为什么会进入事故“高发期”？反思这一点，就不得不反思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和某些人长期以来存在的“惯性思维”。不少地方和企业在年初制定计划时，不顾生产实际，盲目追求“高产”，一味下达高指标，快到年底要“验收”的时候，便放松了安全管理，眼睛盯在“力保年底突破记录”、“力求年底超额完成任务”……这样的“要求”不仅增加了事故隐患，也为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压力。
关于飞行安全的“海恩法则”认为，一起重大的飞行安全事故背后有29个事故征兆，每个征兆背后有300个事故苗头，每个苗头背后还有1000个事故隐患。这一法则同样适用于其他安全事故。
大平煤矿和陈家山煤矿都是国有大矿，号称技术先进，安全有保障，却相继发生矿难。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披露的问题也许可以揭示出“症结”所在：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国有煤矿负荷过重，今年的煤炭产量预计将达到19亿吨，远超过目前的生产能力。
此间有关人士还以包头空难为引，反思改制受到经济效益驱动后的沉重问题。改制自然有利于航空服务消费的产品质量的提升，但将机场、机场安检和公安等此类重要的安全枢纽下放至地方管理，则会由于监管的分散和地方专业管理效能的降低而导致民航安全系数的降低。这种重经营效率忽视公共利益的做法，为民航业沉淀了不少安全隐患。
在分析事故频发背后的原因时，此间新闻媒体矛头直指某些领域存在的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和不法利益分配体系。比如超载造成的交通事故，就是因为运输和货车制造领域存在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不超载、不造超载车就赚不到钱，甚至赔钱，所以车主常常明知故犯。少数行政管理部门出于利益驱动，以罚代管，助长了超载之风。此外，有人敢以他人生命为代价追求利润最大化，根源在于他们暗地里编织了一套非法利益分配体系，致使少数监管部门和主管官员，对安全隐患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监督检查流于形式，最终酿成大祸。
不管是制度缺陷还是利益驱动，几乎所有的重大安全事故都是多个“隐患”的叠加。从更深处来看，安全事故频发暴露出的正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严重缺失。只有这一理念深入各部门，深入地方，深入企业经营者，每一次安全事故留下的教训才不会白白“总结”，我们今天的“反思”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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