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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日前报道，1999年前后几乎同期开展的国家助学贷款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4年后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后者方兴未艾，前者陷入困难。
大学生和农民谁更诚信？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一句“贷款制度和信用环境”可以概括。作为一名出身农村、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我见到许多农民“借了钱只要没遭遇倾家荡产之灾就会还”；但让我汗颜的是，我的一些大学同学在借钱时，压根儿就没想到还。
不过，应该汗颜的并不仅仅是大学生，许多“体面人士”更应在农民面前汗颜：湖南省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公职人员长期拖欠农村信用社的借款高达20.7亿元(2003年5月20日《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仅有迹可寻的农民工工资拖欠总量就有160多亿元，欠钱的便是那些房产富豪(8月26日《北京晚报》)。
让我们汗颜的，还有我们自身的傲慢与偏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投向跟“农”字沾一点儿边的、所谓农业产业化企业或项目而形成的巨额不良贷款统统归罪到农民头上，发放贷款谈“农”色变；一些人自封自命地承担起“改造农民思想”的“历史重任”，把一切落后思想斥之为“农民意识”。
我曾读到一则故事：1998年，有银行员工到湘西南某偏远农村清收十多年发放的农户积欠贷款，他特地从公安、法院、乡政府等部门请人同行，并预先开出了一大堆执行令，不料根本派不上用场———不到五天时间贷款本息全额收回，农户纷纷表示早就想还了，只是由于金融机构变动过快不知道往哪儿还才拖到现在。(7月29日《金融时报》)。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指出，当前中国的信用建设应该尽快完成从“乡土诚信”到“制度诚信”的转变。然而我固执地认为，在制度诚信不断完善的同时，乡土诚信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在最朴实的人中间有我们遗忘、淡漠已久的精神宝藏。我们每个人都不是道德的天然化身，都应该有自我审视、自我解剖、自我检讨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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