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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新京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应该从空难反思民航改制的效率导向。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
如果说空难的发生与体制有关的话，那么也只是改制不彻底之过，没有实现真正的效率导向，而仍是行政导向。
现在的改制思路旨在提高民航的效率，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如何不触动产权，通过加强垄断地位来提高国有民航公司的收益，而不是通过产权改革、强化对民航公司的责任约束来提高效率。效率和收益不是同义词，这种把产权改革与效率割裂开来的做法，对提高效率来讲只能是缘木求鱼，现行的改革与新公共管理提倡的以产权改革为基础的效率改革是大相径庭的。
反而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痼疾和矛盾会由于重组、监管不到位等体制交接而暴露无疑。如果说原有的管理体制可以实现“安全第一”的话，那么产权改制到位的企业更能做到这一点，比如海航、深航、厦航等股份制企业不仅实现了效益，而且实现了安全飞行的高记录。
只要建立在产权关系基础上的效率改革没有真正到位，那么行政干预就不可避免。在此种情况下，传统的行政监管可能已难奏效，而新的唯行政命令而没有相应惩罚措施的监管模式，沦为了“软约束”。
因此，有必要在实现民航投资多元化的前提下，彻底取消平时状态下政府部门对民航公司尤其是国有民航公司经营方面的行政干预，而代之以法律和经济手段。
尤其是通过立法规范防范安全风险的程序，落实民航公司管理层在安全飞行方面的责任，是对民航监管模式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经营和监管机制下，民航公司的管理层根据效率最大化肯定会在安全和“不安全”的收益之间权衡，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来防范安全风险。
笔者的结论是，民航改革效率取向没有错，错的是在操作中没有真正以此为基点。民航改制应该在让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落实的同时，建立程序严谨的安全监管的模式，没有程序监管，就很难对民航公司的经营行为是否威胁安全飞行做出明确界定，也无法采取有效手段加以制止。
□薛亚波(北京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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