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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即将在广州启动，“快的话可能是明年上半年，而且是在全市范围内铺开”，届时将有约1500名市民可回家服刑，日前召开的“推动安置帮教，探索社区矫正”理论研讨会传来这样一则消息。实际上，社区矫正并非首现广州，早在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就联合下达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北京、上海等省市随后展开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
内地普通居民接触到社区矫正这个法律名词，说起来还跟明星有关。2002年10月，香港明星谢霆锋因妨碍司法罪被判240小时的社区服务，免去了坐监服刑，一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聊的话题。谢霆锋的240小时社区服务，就是一种社区矫正方式。2004年5月，内地歌星红豆假释出狱，在北京西城区接受社区矫正，执行尚有一年左右的刑期。由此可见，社区矫正是一种对罪犯在监外执行的刑罚。
社区矫正这种新型刑罚方式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体现的是一种新型人道主义刑罚观念，它的基本特征是用“矫正”替换“刑罚”，把刑罚区分为“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并强调了社区矫正的重要意义，突出了教育、挽救罪犯的目的，实践上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很快，社区矫正在很多国家得到推广和实行。有数据显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美国等国的社区矫正罪犯人数已经达到全部判决罪犯数的70%-80%；韩国、俄罗斯也达到45%左右。这些事实证明，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主要的刑罚方式，已经是人类刑罚进步的一个重要趋势。我国目前推行社区矫正，正是符合这一进步潮流。
但是，社区矫正较之监禁，客观上是比较轻的刑罚措施，甚至比我国仍然在执行的、对不构成犯罪者的劳动教养的实际惩罚也轻得多。被判社区矫正的罪犯是在自己生活、工作的社区里服刑，虽然需要接受汇报思想、外出申请、公益劳动、心理治疗等监管，但毕竟已经不是监禁，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并能跟自己的亲人、朋友正常相处。因此，不可避免会与我国根深蒂固的重罪化观念发生冲突。
在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和准备试点时期，解决人们这一观念冲突，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教育和宣传，而教育和宣传的对象，不仅要针对普通居民，更要包括各级官员，因为官员们更习惯于“严惩”。教育和宣传的核心，应该是社区矫正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是基于刑罚教育罪犯、挽救罪犯的目的，而不是基于减少监禁成本等经济利益目的。
重罪化观念根源于古老的血债血还的复仇传统。中国的这种重罪化观念的法律渊源来自战国时的商鞅，“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商鞅认为对轻罪要予以从重处罚，他的理由是重罚可以使人不犯轻罪，而一个社会轻罪也没有人犯了，严重的罪行自然也就更不会有人犯。但是，从商鞅以来，中国并没有因此减少犯罪。
社区矫正则相反，是实行轻罪化，即从轻定罪和从轻处罚，让犯了轻罪的人仍然正常地生活、工作，在社区中矫正自己的心理和行为。商鞅的“重轻罪”忽视了罪犯的生命价值，而社区矫正的轻罪化则对罪犯采取人道主义方式，尊重他们的生命价值，避免监禁过程的罪犯交叉感染，避免一些罪犯因为受监禁而走向极端，尽量让他们保持正常人的生活、工作状态。北京和上海的试点实践证明，人道主义的社区矫正是有利于挽救、教育罪犯的，总计5647名矫正对象重新收监的只有5名。
一个人犯罪有着各种主客观原因，即使完全是主观的原因，但他也是个人，无论重罪、轻罪都应该得到人道主义待遇。尤其是犯了轻罪、对社会不再具有危害的犯人，让他继续保持人的尊严更加重要，这既体现了社会的现代性和人道性，也更利于他不再犯罪，重新做人。在社区当中，矫正对象会格外珍惜自己重做正常人的价值，会更体会到人身自由的意义。社区矫正是改变“重轻罪”观念的良好契机，是中国进一步确立人道主义精神的潮流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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