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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邮箱：thslping＠263.sina.com
“足球革命”的最新消息是，“革命家”谋划在12月初召开第四次投资人会议，酝酿新的联赛。
其实，在近期北京结束的第三次中国足球投资人联席会议上，由大连实德、北京国安、上海中远、辽宁等俱乐部高层组成的“改革派”，终于明确了自己“踢开足协搞联赛”的目的。中超七家主张改革的俱乐部已达成共识：无论足协如何应对，他们都要共同进退。这就意味着，一旦足协改革不力，七诸侯将集体退出联赛。
然而，现在革命的情形却很尴尬。革命的一方紧锣密鼓，革命的对象却不理不睬。以前在革命家开会谋划的时候，革命对象总要有人在值班室收集信息，即使是双休日也不例外。但当第三次投资人会议召开的时候，革命对象办公室中已经空空如也，革命对象们悠闲地享受着双休日的时光。因此，如同以前多次革命派透露消息一样，话虽然是对着媒体说的，却总会用余光瞄瞄革命对象，因为他们知道那才是真正的听众。
研究社会变革的人都知道，社会变革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改革，二是革命。自上而下的谓之改革，自下而上的谓之革命。而这次中国足球革命的发起者，却用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词，叫做“自上而下的革命”。其实，这里的自上而下是假，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相对于行政上的权力来说，市场中的资本都不能算是上。所谓自上而下，只不过是为获得合法性寻找的一个说辞。而革命才是真，因为这是真正的以下犯上。所谓以下犯上，是说打破现有的框架而另起炉灶。
革命中通行的规则是比试力量，因此打破旧的框架自然要靠力量的比试。变革走到比试力量的地步，需要几个条件。第一，双方大体势均力敌。足协有行政权力，资本有金钱力量，此一条件已经具备；第二，双方都自认自己有杀手锏。足协的杀手锏是处罚和禁止在足协框架外的职业性足球比赛，而资本的杀手锏则是退出和组织新的联赛；第三，约束双方的权威性规则已经失效。而这一点的情况却比较复杂，我们后面还要论及。但不管怎么说，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从比试力量开始的，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现代罢赛的决绝态度和大连徐明的千里驰援，一开始摆的就是这样的架势。
然而，现在最关键的是革命派的退路，当然叫做出路也行。这就是企业联赛或其他名目联赛的现实可能性。虽然革命派无数次地宣称要另起炉灶组织联赛，但对新联赛的设想却语焉不详。最明确的信息也许是记者从徐明口中抠出的这样几句话：“我们要形成新的体制、新的方式，来形成新的联赛。这个联赛不能完全保证假赌黑完全没有，通过努力，把它控制到最低点，直到最后的消灭，这需要各方的努力。”徐明甚至还进一步透露，新联赛将于明年秋天开打，这样将和欧洲赛季更加接轨。
事情仿佛越来越像真的了。然而事情真到过于简单的程度，人们就不禁对这种真实发生疑问。
如果企业联赛真的举办了，足协会做何反应？据报道，中国足协一位官员对记者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也就违反了游戏规则，是不合法的。”
如果几家俱乐部真的就像民间球队一样搞一些友谊赛性质的比赛会怎么样？这位官员的回答也很简单：“那首先在球队、球员注册上就取消了他们的资格，你觉得那些球员会干吗？既然取消了注册资格，那球员就等于没了根，就是想到职业联赛中踢球都没有资格，谁愿意冒这个险？”
更近的消息表明，对于罢赛和组织新的联赛，足协的态度似乎更加强硬。一位足协官员表示：“不用理他们，中国足协有找他们算账的时候。目前足协的方针是以静制动，一切等联赛结束，大家坐在一块讨论改革方案时再说。”他还透露，在12月5日完成本年度中超联赛的收官后，足协将向每一家中超俱乐部提出“是否将继续参加2005赛季中超联赛”的征求意见表。该官员介绍说：“如果投资方真的要退出，那么足协将考虑从中甲递补中超资格等方式，完善明年的中超联赛。”也许这是足协回击革命派最明确的态度：如果退出，悉听尊便。
无事一身轻的球迷们就琢磨得更细致，一位叫三生石的球迷就提出了一堆这样的难题：如果搞企业联赛，谁来组织？徐明张海吗？谁给注册？不注册就不合法，工商局查你，体育场不敢租场地给你。谁当裁判？裁判也是足协管啊。谁来赞助？当年IMG把联赛场地内大部分广告牌都卖掉了，剩几块给你们，你们还开天窗呢。弄个企业联赛也能拉到赞助？有这么大本事现在也不用闹革命了。谁给场地？全国那么多体育场，全部是国家的，归当地体育局管，有钱就能租到吗？你们去试试看。谁做保安？一场比赛要动用大量警察武警，你去申请？叫你拿盖着足协公章的申请报告来，你再去叫阎世铎盖章？不要安保？你试试看，搞个球星见面会还得在警署备案呢。报纸怎么写报道？“大连实德企业队”与“四川冠城企业队”昨日在大连郊区草坪上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足球派系教学赛——发了也没人看啊。
事态的发展似乎是越来越接近死胡同了。一方面是不退出、不组织新的联赛誓不罢休，另一方面则是掌握着封杀的杀手锏，双方都足以否定对方。但实际上，事态远没有那样严重。在这一切表演的对面，其实远远坐着一位真正的观众，这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前面我们说革命派在举事的时候总是用余光瞄瞄革命对象，但真正瞄的是国家体育总局这个真正的观众。所以才有革命派不时向体育总局讨要态度。这不禁让人想起四年前那场处于胶着状态的美国大选。当然，胶着的双方没有组织人力到大街上比试力量，因为他们相信法律是最终裁定的权威。而中国足球革命的最终裁定者则是国家体育总局。因此，这个“革命”也许仍然是发生在行政框架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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