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出版体制弊端的经济学分析

　　因工作上的关系，有时要购取大批书籍。到了书店后，拿着超市一样的那种塑料篮子去挑书，虽然用课题费支付，可是付款的时候，总是会感叹，怎么会那么贵啊。刚好最近出了一本书，定价41元，就觉得十分对不起青年读者。

　　这一现象的出现，我一直认为，与出版业的计划经济色彩浓烈有很大关系。虽然金融、电信、电力、石化等仍有很浓的计划经济色彩，但与出版业相比逊色多了。

　　出版业是通过对书号的高度统一管理，实现其统制经济特点的。其实书号仅仅是书籍的一种序列号，当初采取这种ISBN××××编号的目的，只是为了检索、统计、分类等等的便利。每一种图书，只要不是对我们人类有害，不违反宪法的基本精神，就应该自动地有资格取得一个书号。就象我们的姓名一样，多数是在出生以后去政府部门注册的，但姓名并不是政府部门管理人类出生的工具。

　　书号对于中国出版业来说，类似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粮票”，这种粮票是由上级按某种偏好分配的。如果与书号管理部门关系好一些，再多做一些工作，就有可能多拿几个书号。因此这种书号的管理，就某种程度而言，并不算完全僵硬，但其灵活性是由出版社对书号管理部门所做的工作强度所决定的。书号成为出版社赖以生存的稀缺资源，大概是中国出版业的独特风景。

　　书号的稀缺性决定了书号是有价的。一是直接成本。虽然计划内书号可能是无偿的，但计划外书号往往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取得，并为此直接付出大量的货币和非货币成本，最起码是出差、长途电话、请客吃饭等费用增加了。二是机会成本。如果出了一册无利润的学术性著作，就损失了本来可以将这一书号出畅销书的利润，这就是书号的机会成本，也成了出版社收取学术性著作书号费用的财务依据。三是管理成本。出版社舒适的办公条件，离退休人员以及一大群与书籍毫不相干的冗员等的工资和福利，包括接待小姐的指甲油，都必须通过书号所创造的收入来支付。书号是有限的，对收入的要求是没有止境的。一部书稿还没有到出版社，就已经产生了一大堆必须支付的费用。

　　所以，对出版社来说，出卖书号是一种经济合理性的行为。在中国出版界，流传着很多卖书号致富的传奇故事。书号编织出了一张巨大的利益网络，并进一步导致了中国出版业改革的刚性。

　　另外，准入管制也是造成书价昂贵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学界，当前经常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如何放宽准入限制的问题。这不仅是应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需要。然而这些改革似乎都与出版业无缘。在这一行业，业外人士几乎不存在进入出版业的可能性，行业内部也划出了一块块禁地，彼此之间神圣不可侵犯。如教科书的出版就是这样的圣地，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几乎看不到这种行业垄断被打破的迹象。

　　文化发展需要某些管理和引导，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关键在于如何管制，如何以最小的管制成本，取得最大的出版业发展成效。所谓最小的管制成本，不仅是指用于这种管制的直接费用较小，还在于这种管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较小，而现在的问题却相反，现行出版体制对文化发展有不少负面效应。

　　最明显不过的是出版成本增加对于文化发展的阻碍。当一本20来万字的书籍的印量为3000册，印刷成本大致6.2元左右，如果印量增加，印刷成本则可下降。而一本这样的书的售价，通常都在20元以上。钱去哪了呢？就象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用于书号、冗员等的支出，总而言之是用于支付各种制度成本。过高的书价降低了图书本来可能会有的销量，销量减少又提高了印刷发行成本，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书价，而高书价则进一步减少销量。读者在支付着巨额的制度成本和忍受着现行出版体制种种折磨的同时，合乎理性的反应是少买书，乃至于不买书，最后受影响的是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

　　高定价导致了高折扣，高折扣则成为社会风气的一个杀手。一部分文化类书籍的批发价往往只有对折、甚至两折。这些折扣一部分成为书籍流通环节的合理利润，另一部分则以回扣方式落入个人腰包，这些其实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现行出版发行体制的另一个副产品可能连它自己也不会想到，这就是在实际上起到了扶持盗版的作用。盗版者成本分两个部分，一是书籍可能被没收、罚款甚至盗版者受到起诉的制度成本；二是印刷发行成本。多数盗版者承担的主要是印刷发行成本，由于省却了一大笔制度成本，因此总成本大大低于正规出版社而获取大量超额利润。在超额利润下，如马克思所说，什么铤而走险的事不能干呢。因此，即便提高打击盗版的力度，也就是说提高盗版者成本，但与正规出版业高得离谱的书价相比，高效运作的盗版者仍有利可图。因此，说得过激一点，盗版盛行是现行文化管制体制的衍生物，只要不改革现行文化管制体制，盗版业就会长盛不衰。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