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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孙德宏
各级领导机关，尤其是上级领导机关必须痛下决心，精文简会，使大家都能腾出更多的时间，提高效率，解决问题，多干实事。同时，把是否解决问题作为评判下级工作好坏的标准，而不是把工作的形式，比如开没开会、写了多少总结之类，作为评判下级工作好坏的标准
开会多、检查多、总结多———抱怨、反感、批评此“三多”的话，已是老生常谈，但其状况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前天的《经济日报》一版有篇报道又因此为一些基层干部大倒苦水。这“苦水”中最“苦”的一句话是，一位一天里开了6个会的西部的县长说：“我已经快‘钉’不住了。”
“我已经快‘钉’不住了”———说这话之人得是怎样的身心疲惫？又是怎样的无奈之极？
如果此“身心疲惫”是因为决策的殚精竭虑、解决难题的心力交瘁之类，也就罢了，但问题却在于，此“身心疲惫”竟是因为“开会多、检查多、总结多”造成的。
开会、检查、总结之类当然也是工作，有些还是十分重要的工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它何以使那些大多愿意努力工作的基层干部如此“无奈之极”？
关于开会，一位副市长说：“关键是重复劳动太多。”既然如此，那么从自己主管的部门改进一下可以吗？一位县委书记说：“那怎么行？程序走到了，出了事咱好交代；程序没走到，出问题首先要追究咱的责任哪。”
关于检查和总结，记者去采访时书记、县长都在检查工作，县委办的“笔杆子”正忙着罗列工作总结的提纲———“写给谁看呢？”“估计没谁看，报上去就算完。”
从上述这些话语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这样几点问题：一是在基层相当一些会议是重复劳动，相当一些总结是应付上面；二是之所以开会多，是因为如果不开会，不出事则罢，出了事自己就有责任；三是很多基层干部明知“三多”无用，而且反感不少，但依然无奈照做———就第一点而言，说到底是形式主义作怪，甚至是形式主义盛行；就第二点而言，在一些基层，履行责任的要务已变成应付上级差事，而不是真抓实干；就第三点而言，当然可以说那些干部“责任心不强”，但问题似乎并不全在于此……
再进一步说，以上诸问题的表现是形式主义盛行，其实质则是导致“三多”的方方面面的不实事求是。
通过几年来对“三多”问题的讨论和批评，人们已经大致有了这样的共识：除了要求方方面面真抓实干、加强责任心、提高工作效率等等之外，各级领导机关，尤其是上级领导机关必须痛下决心，精文简会，使大家都能腾出更多的时间，提高效率，解决问题，多干实事。同时，把是否解决问题作为评判下级工作好坏的标准，而不是把工作的形式，比如开没开会、写了多少总结之类，作为评判下级工作好坏的标准———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反对形式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这一点什么时候认识得深实行得好，我们的事业就进步，群众就拥护我们———这是很多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无疑也应该是我们解决“三多”问题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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