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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临一个困局：我们要用西方人——包括其个人的高收入和庞大的国家医疗保障体系——才享受得起的药品和技术，来给收入只有西方人一个零头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村患者治病
新闻媒体经常给人们提供一些悲情故事：农民或城市平民生了病，但是没钱去医院看病或住院，只有等待死亡。
确实，疾病往往是威胁没有国家医疗保障的普通民众平静生活的主要因素。家里一个人得一场大病，常常会使一个农民家庭陷入绝对贫困之中。人们因而视患病为畏途。
这样的故事现在得到了权威数据的支持。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调查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这十年间，城乡居民的两周就诊率从1993年的17%下降到2003年的13.4%，城乡两周患病未及时就诊的比例也近五成，达到49%。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经济困难，其比例在城市和农村中分别为36%和39%。住院者中，也有43.3%的人是自己要求出院，其中有63.9%是因为经济困难。
一方面是大量人口的经济状态无法应付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是医疗费用快速上涨。调查显示，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城乡合计年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1993年，两者分别为21元和933元；到2003年，就已经升到了75元和2233元。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使大量低收入人口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收入，从而具备承受治疗疾病费用的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不管是商业性的，还是社会福利性质的，在目前的中国，也是不现实的。光是城市部分人口的医疗保障，其财政状况已经千疮百孔，几乎无法维持，遑论扩展至农村？
当然，一些基础性的医疗保险可以逐步推进。但在此之前，可能还需要设想一些比较现实的办法。
以农村为例。根据报道，从明年起，国家将投入12亿元，建立发达地区医院与中西部地区乡镇的对口援助机制，引导城市医院的医生到乡镇去服务，从而解决中西部地区农村“看病难”的问题。这样的政策当然会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其实，政府还可以拿出一笔钱，培养农民可以看得起的医生。
很多农民不去正规医院看病，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看病，只是他们可能去找本村的个体医生，这些医生多数可能属于无照行医。他们的水平无疑低于正规医院的医生，但他们是农民可以请得起的医生。水平虽低，但总会强于农民自己随便吃点药。他们给农民开药，也不会像有些大医院的大夫那样一开一大堆，且专找昂贵的药物，相反，他们会开一些农民买得起的、分量也刚好的药。
如果政府以现实的态度改善农村的医疗条件，那么，可以尝试拨出一定经费，对这些个体医生进行短期免费培训，让他们到医学院或城市大医院学习、进修，提高诊疗水平。跟大学生不同，他们水平提高后，仍会回到农村。
在城市，政府可以考虑制定创新性的政策，鼓励年轻医生在正规医院之外开办私人诊所 当然不是贵族化的私人诊所，而是面向普通市民的私人诊所。
近些年来门诊费用之所以不断提高，一个根本原因是官办大型医院面对财政经费缩减的窘境，只好以医养药，医生的一个重要责任变成向患者强行出售药品。
要降低门诊费用，就必须实行医药分离。但医院不开药房，似乎对患者也不大方便。因此，医药分离的另一个方面，应当是发展不负责出售药品、或者只出售少量常用药品的私人诊所。
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视。对于城乡居民两周就诊率在近十年间下降，我们可能不必过于悲愤，因为，大多数疾病，去不去医院就诊，其实没有太大差别。一般头疼脑热的，只要人们具有一定医药知识，就可以自行购药解决。当然，如果有一些扎根于社区的私人诊所提供廉价的诊疗服务，那就可以使大多数人得到必要的专业诊断。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患了一般疾病，也未必去费用昂贵的大医院。
上述设想未必完全切合实际。但不管怎样，我们可能需要转变观念。大量普通民众之所以不敢去医院看病，是因为医院费用居高不下，而这样的局面，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面临一个困局：我们要用西方人——包括其个人的高收入和庞大的国家医疗保障体系——才享受得起的药品和技术，来给收入只有西方人一个零头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村患者治病。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收入低下、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发展再多大型现代化医院，未必能够解除疾病给大多数人带来的痛苦。相反，这方面的投资越多，政府医疗资源分配越会趋于不公平。因为昂贵的技术和药品，只有城市的有权者和有钱者才享用得起。城乡居民到医院就诊的比例下降，也许跟医院的现代化水平提高不无关系。
我们需要走出一味追求医疗现代化的迷思。卫生决策部门需要直面社会中已经初步形成的与农民或城市平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医疗模式，承认这个现实，给予必要的扶助，从而摸索出一个让普通中国人负担得起的医疗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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