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像其他制度安排一样，是为节约社会交易费用而建立的。政府的协调能力就是执政能力，这种能力强弱决定着社会成本大小和福利水平高低
□ 高小勇
去年底，见上海东方电视台讨论了东北的一件事。我用经济学语言讲下这个故事。事
情是东北某地一家公司好像没什么生意，萧瑟中经理却发现一种需求，即在酒店饭馆里喝高了的人需要脑筋比他清醒的人帮助把车开回家。
就这项服务来说，企业家发现了需求，并为发现支付了信息费用；这种信息至少需要你老在酒店逛吧、耗费时间吧。但是，顺利交易还有一种信息费用要支付，就是需求方对供给方的了解。因为你的生意是把大量素不相识的酒鬼和他们的资产——汽车送回家。别人不了解你，就会觉得你贵(不确定、不安全也是贵)。贵，需求就小，交易自然就清淡。于是公司经理找了工商局、公安局，希望他们批准在自己的营业执照上增加这项服务，以方便自己向消费者发信号，节约需求者获取信息的费用，交易实现得顺利些。但有关当局不理不睬，以致这家公司不合法地苦熬着。这个案例让人看到的是，社会复杂的供需联系，有部分交易靠市场协调费用极高，需要更便宜的组织来替代。
政府存在有许多原因，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协调社会供求时，协调成本是否比市场低。
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像其他制度安排一样，是为节约社会交易费用而建立的。在多人的社会里，禀赋各异、需求不同的人的行为如果没有协调是费用极高的，社会就犹如丛林世界，动物凶猛。当下世界上那些需要国际社会派遣维和部队的地区，就说明失去协调的社会有着多么巨大的成本。
政府因协调人与人关系而起。人们恐惧混乱，创造了政府、甚至联合国(从世界的眼光看，各民族国家犹如一个个各怀心事选择不同的个人)。人们渴望生机，又在踏勘着个人自由的边界。知识的增进、政府与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还让人明白，避免混乱的成本、获取稳定的收益，是人们对政府和国家的起码需求。政府的协调能力的强弱决定着社会成本大小和福利水平高低。
协调是需要信息的。而在经济学看来，市场是搜集和处理人们不同禀赋不同需求信息的一个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尽管市场行为的面貌似乎比命令行为要来得混乱许多。但随着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繁荣的混乱和生动，只要不带来社会崩溃也是要得的，它比呆板的稳定更让人开心。历史事实也证明，主要依赖各种市场来协调人与人关系的政府最有效率，最公平，也最能增进社会总体福利。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又让人们明白，市场协调并不是在社会任何方面都是效率最高、成本最小的。比如城市交通，前后左右堵车，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先行权利的成本无穷大；你想先行但你无法跟现场所有的驾驶员交易。而听由红绿灯安排，成本显然相对较低。而红绿灯恰恰是政府协调的一种表现。事实表明，政府和市场在协调人和人关系上有着各自的比较优势。问题是，哪里是市场协调和政府协调的清晰边界？政府协调人与人关系的比较优势究竟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舆论一方面在不着边际地宣传政府行为，另一方面又过多地批评政府不恰当行为。他们赞扬或批评某一政府行为，却很难精准说明政府在哪里行为更恰当更有效率。你注意他们所说的事，就发现无论赞扬还是批评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对政府要求过多。仅从知识方面讲原因，很可能是并不清楚政府协调的比较优势究竟在哪里。从政府方面讲，如果不清楚自己的比较优势，自然很难说有多强的执政能力。
事实上，中国有今天的发展，是不断地顺应与尊重市场协调的结果，但是如果将成就全部看成是政府无为之功，全靠市场的单打独斗所致；而没有政府、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创新活动、恰当精准地发挥政府比较优势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所减少的成本和避免的代价，我们是很难准确理解当今中国的。
在科斯等人的理论看来，政府协调和市场协调有着不同的成本和费用，在政府协调代价相对市场较低的地方，就是政府有比较优势的地方；能准确甄别自己活动代价较市场小的地方，应在有比较优势的地方活动，善于规避协调成本高的地方政府，应该讲就是执政能力强的政府。在社会任何方面都让人感觉如影随形、活动代价极大的政府，显示的并不是执政能力强，而是弱；是贵，而不是便宜。
现在的实际情形似乎是较少关注政府节约市场发育和运行费用的行为，赞扬和批评政府行为常常让人感觉不着边际。这说明关于政府应该如何行为我们在实践和理论上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清楚。
十六届四中全会非常及时地提出执政能力问题。我以为，现在讲述分析我国各地政府节约市场发育和运行成本的故事，比感情用事的教条的赞扬和批评都来得重要。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