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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道生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效率”是指资源投入和生产产出的比率，“公平”则是指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及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都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没有效率怎能生存？怎能发展？国企之所以要改革，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效率低下。但是，重视效率或者
“效率优先”不等于不要公平，所以它必须兼顾公平，而且只有兼顾公平才能促进效率的提高。
那么，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怎样才能做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呢？那就是必须要有“游戏规则”。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同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所说的“在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要有一个重造改革的标准，即以相对公正的程序和规则实现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在国资委出台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这一“游戏规则”之前，一些地方已经完成了将国有企业卖光的“游戏”。更应该提出的是这场“游戏”是在主张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创造”的中国式的“经济理论”———“必须牺牲3000万老工人利益”的“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指导下进行的；于是，一些国有企业的“改制”成了“腐败分子的最后一顿丰盛的、免费的、权力性的晚餐”，于是，中国的一些“暴富式的富翁”的“暴富效率”创造了世界性“吉尼斯纪录”；于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出现了量达百万计的、失去工作权、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的“下岗工人”。
必须指出的是，由这些前卫经济学家创造的“经济理论”之“游戏规则”是“在当前中国法律缺位、市场规则不健全，各种暗箱操作、寻租行为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多数人”缺少“话语权”的情况下发生的，因而是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掠夺的“游戏规则”，是对社会财富进行掠夺的“游戏规则”，因而在这种改制中，“效率”与“公平”应有的关系遭到了严重的损害，而这一被“严重损害”的“苦果”只能由社会来承担，由“下岗工人”来承担。西方研究“效率”与“公平”的专家阿瑟.奥肯指出：“金钱不能购买权利和权力，这必须有详尽的制度和法律来保护，并对低收入的人进行补偿性援助。”但是，在改制后的企业又是怎样进行这种“补偿性援助”的呢？石飞先生在《人民网》发表了一篇《将工人“改革”为“编外”为哪般？》文章，披露了改制后的一种“怪现象”：某垄断行业下属一家业务正红、效益颇佳的200人的工厂，其主管部门突然责令停产，大部分职工在一次性“补偿”之后被解除了劳动关系，仅留下几十名背景特殊者。一周后，另立门户，重新开张。他们虚拟了一个劳务中介机构，把清退出门的技工再行介绍进来，同时又补充了一部分新工人。这些“出了门又进门”的老工人和刚入门的新工人，都被列为“编外劳务工”。这对于那些老工人来说，尤其不可思议，人还是原来的人，活还是原来的活，咋就因为“一出一进”，身份就“变”成了“编外劳务工”，工资福利待遇天壤之别。文章发表后，很多网友指出，这种现象决不是个别！
的确是这样，“企业家”们通过这种方式“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产品的竞争力，企业的生产也许可能会“发展”，然而它却严重地损害了广大职工的利益，增加了职工对“企业家”的“仇恨”，亦增加了对社会的“怨恨”。“郎顾之争”为什么会引起中国社会这么大的反响？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已经处于严重的失调状态，这个问题若不再妥善解决，必将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市场经济。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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