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我国服务业加速发展的春天

　　尽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已在国内取得广泛的共识，但目前所进行的宏观调控中再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意味着我们还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和资源不能够得到有效利用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是重要因素。

　　现代服务业是运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和管理方法发展起来的服务业中科技含量高、 劳动生产率水平高、附加价值高的新兴“三高”产业部门。按经合组织(OECD)对服务业的分类，服务业包括：运输业、通讯业、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教育、广播、公共国防、娱乐和个人服务等。我们大体可以将金融保险业、邮电通讯业、网络信息和知识产业定义为现代服务业，而将交通运输业、仓储业、贸易定义为传统服务业。

　　在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发展提供服务的，它的规模和效率影响着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竞争力；生活性服务业直接关系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等方面；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不仅影响经济效率，还影响社会公平。

　　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标志。种种事实预示着，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全球竞争的焦点已经逐渐从商品转向服务。世界发达国家服务业多数都达到三个“70%”的水平，即服务业产值占70%左右，GDP增长的70%来自于服务业的增长，服务业吸纳了70%的就业人口。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在工业产品的附加值构成中，纯粹的制造环节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中物流与营销、研发与人力资源开发、软件与信息服务、金融与金融保险服务、财务法律中介等专业化生产服务和中介服务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以汽车产业为例，当汽车工业进入发展时期，单纯的汽车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大约为3%—5%，而围绕汽车的服务业的投资回报率高达7%—15%。虽然还没有实例证明，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可以在没有强大的制造业扩张情况下保持增长，但几乎没有人否认：在未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服务业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现代服务业对工业的支持是综合配套的快速反应体系，能有效满足制造业的服务要求。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及售后服务等是制造业链条上的不同环节，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流程。服务业在制造业的产前、产中及产后服务中起着增加价值、实现价值的重要作用。由于服务业存在特有的分离效应和分裂效应，使最初体现在一个人和一种产品中的服务可以从服务中分离出来变成一种新的商品，从而增加服务业的产出。技术进步又使得服务业越来越多地通过非物质形态的交易分离出来，由此推动资本密集与技术进步的进程，达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核心就是要改变单纯靠增加投入、以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的工业化路子。我国过去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偏差，就是没有处理好工业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把工业化片面地等同于工业发展。事实上，工业化是一个伴随着工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全面变革与发展的过程。服务业以其拥有高度创新性、广泛渗透性、高度效率倍增性和深度产业关联度的优势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没有服务业发展的支撑，工业化只能停留在比较初级和粗放的阶段，无法深化下去。服务业与工业是一种相互依赖、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与第一、二产业相对，服务业的发展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优势，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能降低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对于有效缓解当前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尖锐矛盾，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生态保护型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仅大大低于全世界64%的水平，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5%的水平。从我国经济结构内部来看，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不但低于工业的增长速度，而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国际比较中我们推断：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低不能完全归咎于经济欠发达或工业化水平低，而是与我国理论界和管理层仍然对服务业与工业化关系的认识存在偏差有直接的关系。

　　传统的观点是，工业化是服务业或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服务业的发展受工业化水平的制约。而我们则认为，信息化和全球化有可能使产业结构的演进次序或演进规律发生新的变化。因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条件下，个人效用函数、行为准则及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方式都会发生与传统时代不可比拟和无法想象的相应变化，使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打破产业结构的空间限制和工业化水平的束缚而获得超前发展。在信息技术时代，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凭借其比较优势，既可以参与产业间的国际分工，也可以参与在价值链不同节点上进行的产业内分工，其结果是使这些国家成为国家生产和服务网络化中的一员。

　　更进一步分析，在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下，欧美国家的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降低成本，有可能将一部分业务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利用新的商务模式(如B-To-C、B-To-B等)，使它们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欧美企业的“后台办公室”。即使在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中，发展中国家以其特有的人力资源禀赋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切入点，进而在这些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与我国国情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印度服务业的超前发展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其它国家的农业份额的下降往往被工业的增长所吸收，但印度却不是这样。1980年，在印度的GDP中，工业占24.2%，而服务业却达到37.2%。历经20年的增长后，印度的工业产出份额并没有上升多少，农业份额的下降被服务业所吸收，其份额已占到GDP的48.2%(这一现象被国际经济界称为“印度服务业之谜”)。印度服务业的年增长率从1981—1990年的6.9%提高到1991—2001的8.1%。印度软件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保持着50%以上的增长率，是世界上唯一实现如此高的增长速度的国家。近十年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服务业的超常规发展密不可分。反观同期我国的GDP构成中，工业在1980年占48.5%，服务业占21.4%。20年后，尽管我国的服务业份额也有所增加，但工业的份额依然很高，服务业仅占GDP的30%左右。

　　在经过二十余年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之后，我国许多服务行业仍存在门槛高、管制多、垄断经营现象严重、对外开放程度低、市场化程度低、专业化程度低，以及规模小、效率差、市场竞争力不高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工业化无法得到服务业的强有力的支撑。

　　应当看到，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关键阶段，已经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具备了加速发展服务业的内外部条件。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表明，适当的政策和合理的制度安排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因此，我国应当紧紧抓住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与发达国家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的难得机遇，以当前进行的宏观调控和经济结构调整为契机，尽快转变政府职能，打破行业垄断，建立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为大力发展服务业创造更多的便利化条件，使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在“十一五”期间得到快速发展。这不但可以拓宽就业空间，提高我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而且有利于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节约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促进城乡、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为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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