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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11月15日的两篇报道，我认为把它们合起来看很有意思。一篇是《中国经济时报》报道，经济学家周其仁近日在出席“2004中国IT年会”时表示：中国GDP今年或明年应该可以超过英国，2030年则可赶上美国。周还说，这个预测出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这还不算最乐观的。
另一位经济学家张五常白纸黑字写着，只要进一步坚持开放的政策，尤其是金融方面开放，18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就可以跟美国人叫板。另一篇是《北京娱乐信报》报道的，中华护理学会说，我国每千人只有1名护士，护士比例为世界倒数第3。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医院病床与护士的比例还是26年前制定的，按照1∶0.4配备。而就是这个26年前的标准，在实际护理中，能够达到的医院也只有10%左右。
一边是顶级经济学家看好中国的未来发展。当年设想的“超英赶美”如今实现一半了，另一半也指日可待；一边却是医疗卫生设施和人员的不足，社会进步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这使我想起盲人摸象的寓言。单看一边可能会使我们得出错误的印象，只有把两边对照起来，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类似这种GDP增长与社会发展不相称的事太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每年都以近乎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就像一个吃了壮阳药的人一样，一直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严重地透支着自己的身体———我们GDP的高速增长也是以透支资源、透支环境、透支信用、透支权力———一句话，是以透支未来为代价的。因此，这种透支一切的增长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有增长无发展，或者是跛足的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下，GDP增长越快，对未来的破坏也就越大，经济繁荣的结果，就是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普通民众从改革发展中受益的程度越来越小，滑向现代社会边缘的弱势人群越来越多。
有数据表明，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我国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0。这说明什么？说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过多地获取了，说明尽管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制。
诚然，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没有增长，便没有发展，从而也就没有富裕。但是，什么是发展？必须看到，繁荣背后隐藏着很多社会问题。就拿“超英赶美”来说，从改革算起，我们花了20多年时间，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勉强赶上英国；要赶上美国，还要在未来二三十年像现在这样，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这可能吗？我们还有更多的淮河可以污染吗？还有更多的土地可以供贪官、大款们挥霍吗？
在前述报道中，周其仁和张五常在谈到赶超美国时都设置了前提条件。比如，周提到中国经济发展今后将面临4个挑战，其中之一是权力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位置。他认为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不单经济受影响，整个国家、社会能不能健康存在都成问题。但是，现在的关键，正是权力和权贵资本在主导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社会和谐发展和良性运转的基础———公正严重缺失。贫富差距并不可怕，甚至某种程度的失控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富悬殊固化为社会结构。而这就是我们要开始面对的现实。
去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但同时基尼系数也接近国际公认的5%的警戒线。世界银行认为，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贫富差距拉得这么大，世所罕见，只有拉美国家可比。众所周知，拉美化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基尼系数之所以接近警戒线，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全力以赴抓发展、GDP压倒一切的时候，忽略了社会公正。今天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多与社会不公相关。我们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极端平均主义的“一大二公”，走向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公、资源占有不公。
从现在来看，未来改革发展的每一步都将是“输不起的实践”。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错了再改”的机会，未来的任何改革实践都只能胜利。如果现在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得不到切实的化解，那么，改革发展的每一步都将充满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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