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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华杰
投入巨资、历时三年研制的《深圳市综合运输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近日终于面世。其中一条建议是：为了避开交通高峰时段出行，交通部门将鼓励有关部门“远程办公”，允许办公人员有一定比例的时间在家工作。这一建议立即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深圳之外的地区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11月18日《南方都市报》)。
交通堵塞，是现代大都市最难解决的难题之一，也是左右城市形态趋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交通就成为无法彻底解决的顽症。在全球各地的许多大城市，道路、车站、停车场等交通设施占用的土地超过城市面积的四分之一，但在交通高峰期，堵塞现象仍然越来越严重。
城市的出现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经济活动的成本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转变物质的物理或化学形态的成本，可以称为“生产成本”，另一个是改变其位置与所有者的成本，可以称之为“交易成本”。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成本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而交易成本的比重越来越高。
城市聚居方式，是人类发现的降低交易成本最有效的方式。聚居使得交易所需要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距离变得最短，集中性变得最高，可以最大限度实现交易的规模效应。但聚居也带来了许多副作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交通设施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高，而在城市建设的早期，又难以为未来的需求预留足够的空间，从而使得交通瓶颈迟早会暴露出来。
城市交通的最大需求来自人流，而人流与物流、信息流之间存在替换性。比如，商店送货上门，可以减少顾客购物导致的人流；电话和视频会议，可以减少因会议、会晤产生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对土地和时间的占用远少于人流，因此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到来之后，以物流、信息流取代人流，以网络虚拟聚居取代现实的聚居，就成为人类在21世纪最大的憧憬之一。在这一憧憬中，最具吸引力的图景就是电子交易和家庭办公。
但梦想中可以构筑天堂，我们却仍需生活在人间。从当面交易到网上交易，从办公室工作到家庭工作，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是对传统的全面颠覆。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的变革，较之制度变革需要更多的时间，如果急于求成，一定会导致难以预计的严重后果，这是众多历史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的一条铁律。
家庭办公，无疑将减少时间、土地、能源的诸多消耗。即使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前，有许多工种其实早已具备家庭工作的技术条件。比如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可能上一天班也未必需要与同事说上几句话；比如在稍微大一点的公司，内部沟通主要是通过电话而不是当面交流。但为什么时至今日，家庭办公仍然非常罕见？
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难题并不是技术障碍，而是信任障碍。在办公机构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存在信息上的不对称，被管理者永远比管理者更清楚自己工作的繁忙程度与努力程度。管理者要量化评估被管理者的实际工作量，对很多工种来说都非常困难，而且量化越精确，评估工作本身的成本就越高。
因此，办公室集中工作，最大的作用就在于，使被管理者干私活变得不方便，因此偷懒可能创造的私人收益降低，专注于工作的机会成本也就降低。这一因素与技术手段基本无关，网络等技术革新，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家庭办公的最大障碍。因此，网络时代的来临，也并不意味着家庭办公的时代必然会同样来临。
而本次深圳的交通发展规划，作为一种政府建议，也很难对经济活动的模式产生明显的影响。政府所能直接安排作息的工种，只有公务员。但一方面，公务员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有限，而非窗口岗位的公务员人数更少。另一方面，家庭办公导致的私人收益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监控公务员工作量比企业监控员工更难，现在公务员已经成为社会抢手的职业，如果在公务员中率先实行家庭办公制度，恐怕将导致社会心态的严重不平衡。因此即使只是从避嫌的角度考虑，政府机构也不应该先于企业实施这一制度。
而对于企业，政府建议恐怕只能作为参考。如果政府试图以经济利益，比如税收减免政策来引导企业实施家庭办公，则将马上面临信息核实的困难。政府如何能准确核定企业实际的家庭办公人数呢？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因此，家庭办公至少在短期内难以缓解交通堵塞的燃眉之急。而限制私家车上路，也只是扬汤止沸的权宜之计，并难以完全避免特权，保障社会公平。根本的解决之道，仍然只能是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城市规划、放开公用事业和土地经营的市场竞争，让城市形态在市场中自然导向人流、物流、信息流配置的最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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