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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府11月17日成立“北京旧城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小组”，聘十位专家作“危改高参”，立志于保护与危改的双赢(据《北京日报》昨日报道)。在北京古城已留存不多，危房问题又亟待解决的关键时刻，此举意义重大。
应聘专家均为城市规划、文物保护界的知名学者，出任“高参”之前，许多人重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1月7日考察北京供暖工作时的路线，看到危房区里众多家庭艰难的生存
状况，有人落泪了。温家宝总理指出，解决好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得到了专家们的强烈响应。也正是明确了危房改造中的政府责任，才有了“危改高参”的登台和“双赢”口号的提出。
毫无疑问，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关系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1990年北京市在启动大规模危旧房改造时，提出危改要与古都风貌保护相结合，与住房体制改革相结合，与新区开发相结合，与房地产开发相结合。政策设计尽可能周全，可在实际操作中，却过多地倚重了房地产开发。造成的后果今天已能看到，62﹒5平方公里的北京旧城，目前已被拆除逾半，连同公园和水面在内，保留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已不足15平方公里。在房地产开发单纯追求资金平衡甚至是高额回报的情况下，旧城内的建筑密度越来越高，房屋面积已是近郊区的6倍，超负荷运转，并引发全市性的交通与环境问题。由于拆迁政策向开发方倾斜，又使许多市民从“盼危改”转为“怕危改”，城市拆迁矛盾频频出现。
此次担纲顾问的十位学者多为旧城保护的“强硬派”，他们以“危改高参”的身份出现，已能表明，没有哪一位保护者会要求把四合院之“危”作为遗产来继承。而如何让新老北京走出目前的“两难”困境，历史的使命已摆在决策者面前。
作为北京城市肌体的四合院民居，近几十年出现大面积的衰败发人深省。上世纪50年代初，旧城内的危房只有5%，可到1990年却陡增至50%.为什么在和平建设时期，在经济总体保持增长甚至是突飞猛进的时候，房屋的质量却迅速跌落了呢？其中，固然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先生产、后生活”时期对住宅建设的严重忽视，固然有长期的历史欠账一时难以扭转的窘境，但根子还需从住宅制度本身找起。
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危房改造绝不只是房子怎么盖的问题，如果产权不明晰，产权人对自己的权益缺乏信心，又会有谁来爱惜自家的房屋呢？过去的住宅之所以能够保持良好，关键在于产权清楚，市场流通，“流水不腐”。可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量合法的私房被不合法地占用，问题至今未获彻底解决，产权人又哪来热情修缮房屋呢？而目前的拆迁又多是行政强制性行为，又会有谁来购买和修缮房屋呢？不正视这一现状并对症下药，民众的力量就难以发挥，危改就永远是政府的包袱。
城市的动力正蕴含在广大的民众之中，实现保护与危改的“双赢”概莫能外。如何修补政策缺失，保障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如何激发市民爱家护家的热情？如何创立完善的产权与市场体制，复兴城市自然生长的机制？如何在延续古都生命的同时，给危房区里的弱势群体送去真正的温暖？这是巨大的挑战，更是神圣的政府责任。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军(北京城市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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