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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刘文宁
常识告诉我们，保持对某一常见景致的敏感，往往不太容易———那么，坚持对某些“习以为常”的不公正的追问，是不是更难呢？
11月15日，本报“维权周刊”报道了部分城市非公餐饮企业务工人员的辛酸遭遇，
标题是《令人忧虑的“黑色镜头”》。报道展示了北京、天津、福州、琼海、沈阳五个城市非公餐饮企业若干务工者的苦涩镜头———“我已干了17个小时，实在太累了”，“试用期不退‘保证金’是店里的规矩”，“老板欠了我们工资，人却走了”，“我辛苦干了一年根本没挣到钱”，“我天天加班，老板不给加班费”———五个镜头，大致反映了这个行当的务工者权益被侵害的方方面面———工作时间长、薪水低、没有加班费、工资被拖欠、保证金被扣押不退等等。
心生一种恍惚，如果我们抽去五个镜头的发生地点，换上另外一些地名，恐怕同样的人物遭遇并不难找。因为从耳闻目睹中，我们知道类似的事情绝不仅仅发生在这五个城市的务工者身上。甚至，我们再来假设，如果我们抽去“非公餐饮企业”这一行业界定，换上其它行业的务工者，比如医院护工、美发美容院的杂工、家政服务中的小时工或保姆、矿工、环卫工等等，“工作时间长、薪水低、没有加班费、工资被拖欠、保证金被扣押不退”之类的现象，不也或多或少、“非此即彼”地存在着吗？这样的事情，我们从相关报道中见到的还少吗？
换句话说，这偶然被媒体选中的五个城市非公餐饮企业务工者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相当多的以体力劳动为主、苦累脏险岗位务工者群体的遭遇。因为，类似权益受侵害的现象绝不仅限于个别地区的个别人身上，而是发生在相当一些地区的相当一部分务工者身上。
恰恰不只是发生在一个行业，恰恰由于长期以来此类现象得不到有效整治，于是，我们习以为常，我们熟视无睹，我们见怪不怪，甚至麻木不仁———与一些极端事件比起来，比如死伤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矿难，比如攀上高楼以死相搏索要工钱的所谓“跳楼秀”，上述镜头中“我已干了17个小时，实在太累了”之类的事，则未免显得有些“平淡无奇”，不够“触目惊心”、“震撼人心”。可能有些读者也未必掂量得出这些“黑色镜头”的分量，因为我们的耳目、我们的心灵已经有些麻木，不够“刺激”的事已经很难吸引我们关注的眼球。常识告诉我们，保持对某一常见景致的敏感，往往不太容易———那么，坚持对某些“习以为常”的不公正的追问，是不是更难呢？
无言的，未必是平静的。在我们的身边，在不经意间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群中，很可能就有报道中的主人公。他们默默承受着在苦累脏险行业谋生的艰辛，他们只能把所有的苦涩深埋在心底，而一些人同时埋下的也可能还有对城市的隔膜与敌视，以及对社会公正的怀疑。今天，如果我们对他们的种种苦涩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那么，明天，也许我们会在另一些场合撞见这种苦涩的“影子”。比如，东南沿海地区大面积的“民工荒”，不就与民工待遇低下、权益屡屡受到伤害直接相关吗？再者，还有一些来自边缘群体的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无疑，这些都将加大社会运行的总体成本。因此，关乎社会公正的神经必须时刻保持其敏感，尤其是对某些“习以为常”的现象———这，应该是我们时时需要提醒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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