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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新京报》刊发了针对四名未成年人犯罪的社论。
笔者赞同作者的教育有安全价值的观点，但我们看到：法律构建的社会宽容品质，竟然异化为怂恿或纵容罪恶发生的缘由：“以小恶制大恶”的法治性情，蜕变为了苍白无力的一纸空文；社会认同的宽容情怀，竟然成了挑战公共利益底线者利用的弱点。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我们似乎笃信严密的法律防线是阻止孩子们无视游戏规则的最强有力的高压线。然而现实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教训———严谨法律条文的普及似乎与人们道德的堕落成正比———似乎我们越是强调铁板一块的法律，人们离道德上的反省和内心罪恶感越远。
更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不少人竟开始津津乐道于自己钻了法律的某个漏洞，夸耀自己如何聪明地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就像案件中四个孩子的心态———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不被判死刑，这是“多么大的打折商品呀”，“走过路过不能错过呀”，所以“要做就做个大的”，这令我毛骨悚然。
精心构建法律是为了阻止罪恶，而法律要真正起作用恰恰不是靠其惩罚的特性，而是靠良法的长久运行，以期在人们内心中植入一种心理预期和稳定的“法感情”
———人们自觉的发现：违背了法律，就会滋生难以承担的罪恶感，这种罪恶感使想要违法的人内心苦苦挣扎、不能安宁。而且这种法律上的罪恶感与自己道德上的罪恶感，紧紧勾联，不可分割。
相反，我们不可能希望一个没有基本道德感知的人萌生法律罪恶感。
“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治国”，这个案件是不是在暗示我们：在挣脱了“人治”的枷锁，法治、正义的口号愈喊愈烈的今天，我们是不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迷信法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法律记载着最底线的道德诉求，是维系社会基本安全的最后防线，然而，如果人人行走在底线边缘，人们没有更高层次的———道德上的良心感知和罪恶感，终会有一天，牺牲掉的决不仅仅是真善美，而是整个世界。在对道德敏感度日益减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该赶紧做点什么呢？
□阿珊(中国政法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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