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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强证人保护的一项新规已于今年8月在深圳宝安区检察院悄然启动，据说有多起案件通过保护证人才破解了办案中的僵局。根据该《证人保护工作规定》，对于因作证而将受到或已经受到严重暴力威胁伤害的证人，检察机关可以实行24小时贴身保护。对出庭作证而可能导致的证人误工，也有了专门经济补偿制度。
证人作证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已将对证人的交叉询
问明确规定为法庭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然而现实的尴尬却是，证人普遍不愿作证，即便作证也不愿出庭。有数据表明，存在证人证言的刑事案件约占4／5，证人出庭率却不到5%。有学者将证人不愿作证与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并称为中国刑事诉讼中的三大难题。
证人缘何不愿作证？当我们在抱怨证人的法律意识不强、义务观念不彰时，我们绝不能忽略这样的现实，即立法虽强调了证人的作证义务，却忽略了对证人权利的保障：没有经济补偿，证人可能就不愿作证；没有安全保障，证人就更可能不敢作证！破解证人不作证的关键在于给证人以切实的安全保障和经济补偿。
所谓“切实”，是要使这种安全保障和经济补偿能为证人所预期，更应在证人需要时就能让他及时享受得到——这种“需要”与“及时”，不仅在于检控、庭审期间，还往往需要体现在结案之后证人有需要的任何时间。这固然要因此大幅增加司法成本，但对于理顺取证痼疾、回报公民义务而言，这恰恰又是不可省略的关键。
其实对证人的保护并非立法的缺失，《刑事诉讼法》与《刑法》都有相关设计。但这些规定更多的是对证人的一种事后短期保护，或是对证人被侵害之后的一种慰藉性措施，致使“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在实践上显得过于原则：谁来保护，如何启动保护，启动后如何实现有效的保护，保护到何种程度，何时可视保护已经完成，这些具体而细微的操作规程均为立法和司法解释所缺失。当“保护”成了一句口号，证人有被保护的权利仅仅停留在法律文本上，权利和义务其实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平衡。以经济学视角观察，权利不过是交易的结果，义务的履行就是权利的成本——证人是否作证，不能只期待道德的感召。于此情形之下的证人不愿作证，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结果。
正因为司法实践中对证人的保护严重滞后，而为学界极力呼吁、更为公众所热切期盼的《证人保护法》又千呼万唤出不来，宝安区检察院于此时推出的这项证人保护制度才显得格外可敬也可贵。尤其是《规定》将证人保护程序的启动和终止、保护责任、保护内容、范围和措施逐一明晰和强化，俨然有《证人保护法》的提前演练之气象。 作为极具实验意义的一次创举，《规定》诞生于深圳一基层检察机关，也自有其局限。比如《规定》的诸多保护措施侧重提升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获取证人证言的能力，对于解决普遍存在的证人不出庭，《规定》虽有触及但显得力有不逮；《规定》明确办案人员可以依证人的要求“依法”隐匿证人的身份、住址等真实情况，但《刑事诉讼法》却规定证人应在庭审中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即意味着证人必须公开身份，否则证言如何“查实”？而深圳宝安区检察院在解决证人的经济补偿问题上或许并不缺少专项资金的支持，但这种与地方经济状况有着很大联系的“创举”显然很难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更为人所关注的，基层检察机关于独立行使职权、保护证人上究竟有多少抗拒外来干扰的能力和勇气——尤其是来自地方和上头的干扰，这在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中并不鲜见。
于深圳宝安区检察院开始证人保护制度的破冰之旅之前，也有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污点证人豁免”、“证人贴身保护”、“证人出庭经济补偿”上有先期的实践。与之相对应的是，承担着大多数刑事案件侦查工作的公安机关对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倍显沉默。证人保护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检、法三机关的协调与合作，凭检方一己之力自难以达成。这些都是有待完善也颇令人期待之处。
尽管出产于地方检察机关的这一纸《规定》并不具备立法的功能，我们也无需对它求全责备。但它回应的是困扰中国刑事诉讼已久的难题，对于推动相关国家立法的意义也将在它的实践中逐渐显现。“一个没有证人的社会，决不可能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无人作证，一个人根本不可能通过司法过程最终获得正义。” 或许，《规定》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在事实上成为了《证人保护法》的一次胎动，正在孕育之中的这部国家法律将因《规定》而愈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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