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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深受跨国公司青睐的上海正面临跨国公司出逃的尴尬；尽管挺进速度或许比出逃速度更快，但出逃的象征意义却不容忽视。
英国《金融时报》10月29日报道说：“近年来，一些外国企业纷纷将工厂从上海迁往更廉价的地区，如联合利华将生产基地搬到了安徽省的合肥，而3M则搬到了邻近的苏州。”“去年，距上海一小时车程的苏州比它的老大哥吸引了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同样离上
海不远的杭州、无锡也成功地吸引了不少日本企业。”它认为这是上海为成为一流商业中心所付出的代价。“随着海外投资者权衡上海这个中国最昂贵的商业中心的土地和人力成本，与中国其他地方相比，进入上海的外国直接投资正在减缓。”
归纳种种现象以演绎其逻辑，我们不难发现跨国公司逃离上海的本质———上海在失去其传统比较优势时并未找到和发挥出其新的比较优势。这就如同环境发生了变化，生物却未进行适应性的基因突变。
自然界的物种不断进化，不断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挑战，这种演变规律同样适用于经济体。生物学和遗传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同样可用于对企业、产业及区域经济的归纳与演绎。
从1930年代开始，上海就始终是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它曾是远东的巴黎，给无数西方冒险家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被印刷术和无线电波记录下的回忆在中国开放后一度为上海带来大量外资，其所产生的“热核效应”有助于上海快速成长为亚洲最具活力的城市。
随着对中国神秘感的逐渐消失，随着对上海的回忆逐渐褪色，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上海正在淡出跨国公司视线。
它们开始认真考虑区域间的比较成本，选择最适合扩张的空间，而非一股脑地扎堆于陆家嘴或淮海路。上海是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其受传统文化影响远较其他城市为轻，在开放的早期其优势无比明显；在西方管理学家纷纷从中国文化中寻找管理精髓的今天，其比较优势消弭了。跨国公司需要到更中国的城市，需要理解更深刻的中国文化而非洋泾浜。
上海必须进化，但却不能冒进。上海有机会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风姿，但不能过于着急，更不能迫不及待地试图恢复其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旧有地位。它的发展速度显得过快：它曾在1990年代甩掉了纺织业等劳动密集产业，如今则急于在房地产及金融业方面有所建树。每天开工和开盘的高楼、不断上涨的房价、电力供应的短缺……一系列演变都在挑战上海经济的进化。
上海自有其比较优势。
《金融时报》援引上海市外经贸委主任潘龙清的话说：“我们仍有总体的竞争优势，例如政府行政效率高，社会稳定，司法体系日益完善，以及大量技术人才。”但上海显然应将其比较优势利用得更好，适应变化的速度更快，时钟速率更高。它必须明晰，时钟速率对于区域经济的进化意义并不亚于人类的生命周期。
上海统计科学应用研究所曾为上海设计其所应经历的快速变化，涵盖强化城市竞争力、加快经济所有制结构改造、积极吸引国际研发资本、促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等诸多层面。根本出路，则是其所谓提高城市“软”、“硬”竞争力，在城市金融、贸易、航运、基础设施文化魅力各方面达到国际水平，提供规范宽松的非公经济发展环境。“要敢于打破垄断、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本参与大型基础建设项目、重点工业和重点科技项目的建设。”
没有任何竞争优势不可获得，没有任何竞争优势不可失去；没有任何领域不可突破，没有任何领域可永远占据。时钟速率几乎在所有领域都令人不知所措地加快，主宰期越来越短，优势越来越短暂。
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区域经济的时钟速率也越来越快，其优势也越来越短暂。如果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那么在一个短暂优势时代，失去一切都是倏忽之间的事情。关键是不断地寻找、选择和发挥好适当的比较优势。这是上海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迟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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