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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3号国务院令公布了将于12月1日起实施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成为各大媒体近日关注的焦点，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关于恶意欠薪最高要加倍支付的规定。想必这一条文可以轻易地令人回忆起一年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重庆帮助农妇熊德明追讨欠薪的大新闻。勇于向总理表达民情并反映出时下中国一项普遍的社会积弊，熊德明成为一个符号，其因此当选为中央电视台2003年中国年度经济人物；而作为呼应，全国上下各级政府也积极地跟进表态，甚至直接干预追讨欠薪。
其时也有人亦表质疑，如一名叫蒋春旺的农民工担心：“今年国家很重视民工工资问题，明年国家还会这样重视吗？真害怕是一阵风……”更有法律工作者百般强调，“运动式”的政府令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也不是公平之本，希望政府莫要停留在一时间的亲民动作上，而要有持续的关注与努力。
如此，《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颁布与实施，有望解除打工者的担忧，而呼应社会的期许。从事件中发现问题，以法规来应对问题，这无疑已经成为本届政府执政所遵循的一大逻辑与思路。SARS疫潮之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及时出台；孙志刚事件之后，收容遣送制度很快被废止；在熊德明事件之后，又迎来《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颁布。有理由相信，这一切都是本届政府厉行法治之路的决心与表现。
但法治路上的进步与否，更在于法律法规设计的质量高低。
农民工的欠薪、低薪现象，实际上是整整一个社会阶层的合法权益受到普遍性侵害的问题。而面对这样的侵害，社会所目睹的，多数是受害者以一些极端方式来表达讨薪之难；站在他们对面的，则是资金不菲、往往与当地政府关系不同一般的企业主与商人。这暴露的，正是一个弱势群体面对权势的无力与无奈。更为关键的是，国务院相关官员在就《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回答媒体时也坦承，劳动者权益严重受损的背后，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严重供过于求的关系，这更加决定了劳动者无法凭借“看不见的手”获得博弈的筹码。
足寒伤心，民寒伤国。这些背景都决定了在严重失衡的天平两边，需要有第三者来为弱者添注加码。事实上，在《劳动保障监察条例》颁布之前，中国并非没有法律制度来关注劳工权益，如《劳动法》、劳动仲裁制度都有对应性的利益诉求途径。但可惜的是，这些法律制度在先设了劳工权益容易受损的前提之后，却又不对在诉讼能力上同样弱小的一方予以救济——姑且不论农民工基本上都缺乏必要的诉讼法律知识，也不具备聘请律师的财力，所以司法维权的门槛对于他们而言天生便要高出一截；而且《劳动法》规定了仲裁前置程序，即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能提起民事诉讼，而劳动仲裁的最终结果，却又没有确定的强制执行力，农民工即便付出一番辛苦，往往不过讨到一个说法，于实际权益并无得益。
因此，基于防范强弱失衡、保障弱势权益的法律制度设计，首先便要安排好弱势一方理解得了也够得着的游戏规则，才算是在真正地维护社会正义。有识之士因此建议，对于遭遇欠薪、低薪之害的农民工，中国应当推出准许直接起诉、免除诉讼费用、强调先予执行、提供律师免费法律援助等一系列救济措施。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目标群体明确而程序简单直接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便赫然发现政府一方事实上有可能走得更远：对于权益受侵害的劳工，极力减轻其义务，必要之处只要求给予举办和投诉；而针对农民工大多从事临时、短期工种的现实，规定了不超过60天的监察办案时限；而处罚的标准不仅于追回薪酬，还设有最高可达一倍的赔偿金，也有利于进一步鼓励劳工积极作为……
不过，这样一个条例的颁布，并不是一个可以一劳永逸的结果，而甚至又是一场要力避流于形式的社会动员——不仅要借助各种方式让农民工兄弟知晓这一新的维权途径，更要想方设法让执法主体获得积极主动的独立与自觉。中国不是没有良法，但缺乏令良法不走样、不变形、不停留于纸面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期待《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能有一诺千金、一呼百应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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