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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注资已成定局，需要关注的是，600亿元注资不能只是作为止痛药使用，而是政府和相应的监管机构应当借此为契机，大力改革券商生存的制度环境，真正做到“花钱买机制”
10月30日至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广东考察工作，其间考察深圳证券交易所，并主持召开了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座谈会。据新华社报道，黄菊在座谈会上提出，“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紧工作，通力协作，切实把《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
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落到实处。”
关于黄菊的此番讲话，解读者已经不少，多数均认为这预示着潜在利好政策的可能。无奈股市大盘至今仍然维持低迷状态，挣扎于1300点左右的关口。至11月10日，广东当地媒体报道称，在这次座谈会上还传出有关部门将动用600亿元人民币来清理目前陷入困境的证券经纪行业。如果说此言不虚，600亿元资金对目前陷入困境的众多券商则是实实在在的雪中送炭。这是继去年末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之后，政府再次动用公共资金拯救面临风险的金融机构，虽然金额多少、对象性质都有不同之处，但动机与意图极为相似。
如注资已成定局，需要关注的是，600亿元注资不能只是作为止痛药使用，而是政府和相应的监管机构应当借此为契机，大力改革券商生存的制度环境，真正做到“花钱买机制”。
中国券商发展已逾十年，虽然市场在规范，但由于券商的国有性质，往往经营只看利益而不考虑风险，违规行为屡屡出现，而监管始终不得力。结果至今券商风险越积累越大，近年呈现出全面爆发的征兆。2003年，中国证券公司已经整体亏损，部分证券公司出现上亿元的巨额亏损。据估计，从2002年5月至2003年5月，中国券商的坏账已经达到900亿元左右。中国券商已经实际上陷入“技术性”破产的状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券商走到今天这种地步，亦不是一时之事，而是长期缺乏市场化的制度环境所致。政府监管部门未能及时痛下决心，让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表现之一，就是尽管这些年来证券行业非常不景气，但不仅破产的券商数量极少，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进入者。从1998年到2004年，券商数量从84家增加到130家。
反对券商破产者有多种理由，比如国资流失、造成金融风险扩散等。可是事实上这些担忧正在阻碍建立一个真正市场化的制度环境的努力，反而使得风险日积月累。而且，虽然同为金融机构，券商与银行存在性质与规范上的不同，其破产造成的风险和影响实际仍在可控制之中。显著的例子就是香港百富勤破产时，香港政府也没有施以援手，百富勤自生自灭，未对香港金融造成什么大影响。由政府出面注资埋单固然可以获得一定时间内的金融与社会稳定，但长期的道德风险也不能小视。这在银行改革方面已经有前车之鉴。
当年，为化解银行风险，政府曾经采取发行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剥离不良资产等措施，但仍未能改变银行坏账持续增长的结果。只得在中国银行业面临2006年全面开放的情况下，又在去年末采取了注资的措施。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目前对公共资源的使用还缺乏清晰的责任追究机制。
因此，如果仅仅是注资，而不辅之以其他制度方面的改革，“最后的晚餐”往往很难成为良药，反而更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冒险行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认为，当中央银行的最终贷款人角色从银行向券商延伸时，会进一步放大实施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对证券公司形成较为强烈的负向激励。从市场规范运行的角度看，真正能够激励投资者保护自己的保证金的做法就是让那些违规的券商退出市场，同时不对保证金等给予再贷款等的支持。
目前，为落实“国九条”意见，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在积极行动。但要看到，已经出台的《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等都是解决券商流动性问题的临时之举，而非有实质意义的改革手段。即使券商的风险由此能短时间内缓和，也还无法保证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当其时，我国证券业也面临开放挑战。根据今年3月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定，“证券公司：不迟于2004年12月11日允许外商投资，外资比例不超过1/3；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允许外商投资，外资比例不超过33%；不迟于2004年12月11日允许外资比例达49%。”如果此时政府仍然对券商抱着“保护”的态度，一旦外资券商大举进入国内市场，政府是否还要再保护呢？
因此，在动用公共资金解决券商一时困境的同时，还寄望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辅以制度方面的措施，真正以市场化基本准则来对待券商。
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所言，证券市场不能简单地注入公共基金，必须要与市场化重组、机制转换结合起来，同时要防范注资引起的道德风险，以免注资扭曲市场的运行机制。这也是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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