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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大选之年的政治辩论主要指向了所谓的“失业型经济复苏”，但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迄今为止，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向海外外包工作造成的。同样，许多对中国未能创造足够的新就业机会的批评也忽略了一个事实，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造成的。
在中国，从1998年-2003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幅一直接近7%，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在美国，同期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幅为3%-3.5%，是包括日本和德国在内的主要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经济增长创造的新就业数量。
尽管1998年-2003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增幅平均达到了8%-9%，但劳动生产率年增幅也非常高，接近7%。这使得每年的新增就业岗位增幅一直维持在1%-2%，约为1000万人。这一数字尽管巨大，但与中国的失业和未就业劳动力总人数相比却相形见绌。
从短期来看，在提高GDP增幅、创造新就业机会的目标和增加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矛盾。尽管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有许多明显不同之处，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两个国家而言都意味着实际经济增长率创造的新就业机会要少于劳动生产率较低时。从中长期来看，这种矛盾将由于市场的自我调整功能而得到缓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创造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进而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但这种长期效应却难以打动急于在此时此刻就实现扩大就业的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众。
在意识到这种长期前景的同时，中国还应制定政策，以真正反映出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和新增就业机会之间的复杂内在联系。尽管中国的政府部门过于臃肿，需要进行精简，但从短期看放慢削减这些低生产率的政府部门岗位可能更可取一些。中国为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及解决严重的空气及水污染问题而投资于健康服务行业，这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改善生活质量，同时又不会在近期内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明显影响。
从短期看，最好的措施从长期来看不见得最佳，反之亦然。这点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尤其具有特殊含义：更高的累计经济增长率不见得总是好于较低的增长率。7%的年经济增长率和3%的劳动生产率增幅可能要好于9%的年经济增长率和7%的劳动生产率增幅，原因是前者相结合会创造更多的新就业机会。
(作者Charles Wolf Jr.系兰德公司高级经济顾问，原载于《华尔街日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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