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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新经济”时代，人们对互联网改变世界的前景作出了过于乐观的预计。不过，至少，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媒体，已经逐渐形成气候。网络媒体正在改变媒体的生态，全球如此，中国尤其如此。参加近日召开的第四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的官员和专家已经确认了这一点。他们指出，网络媒体在中国已发展成为引导和洞察社会舆论的重要窗口，网络舆论对政府决策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对此，只要稍微关注现实的人，当会有深刻印象。
最新的一个例证是，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互联网资讯择要》上，针对网络上有关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和被灭火器喷射的事件作出批示，明确指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需高度重视”———网络信息再一次影响了政府的决策。
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桩。显然，在高层决策者那里，网络媒体已经成为一条了解信息的新的、重要的渠道。网络媒体具有实时性，跟电视、广播一样，正在发生的事件可以被几乎同时地报道出来。而它比电视和广播更优越的地方在于，它不受地域限制，也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条件。不管在哪个偏僻的地区，只要有人上网，就可以将相关信息传送到整个世界。网络的这一特点，可以大大地弥补传统媒体和政府信息传送渠道的局限性，从而使决策层和民众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然，网络不仅仅是获得信息的途径，更是了解舆论走向、了解民情的有效渠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当然很重要，但对于决策来说，民众是如何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同样重要。因为，从人们的议论中，决策者能够感受到公众舆论，看出人心的向背和民众的好恶，从而有可能作出更加合乎民心、更为合情合理的决策。
网络恰恰就是形成公众舆论的最有效的渠道。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主要区别在于，网络媒体的阅读者可以非常方便地发表自己的评论，并立刻展开讨论。新闻刚一发生，刚被报道，甚至还没有报道，公众的意见就已经呈现出来。通过这一窗口，决策者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民众对某一件事情的反应和看法，直接听到民众的心声。
这样的公众意见，也与传统媒体所表达的公众意见有一定区别。原因在于，官方的信息和知识精英的议论，才更容易在传统媒体上刊布。他们所表达的民意，未必能完全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可。网络则更为平民化，网络媒体为一部分曾经沉默的民众提供了表达的渠道。
网络媒体上的公众意见和传统媒体上的公众意见互为补充，极大地扩展了公众舆论的空间，也使舆论更加具有公共性。
当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网络媒体上的公众意见，具有较为强烈的情绪性。网络的匿名性使得有些人的发言比较随意，有些网民甚至在虚拟空间中放弃自己判断的责任，发表种种不负责任的议论。一些非理性的情绪性因素，借助于网络媒体的广场效应，有可能迅速扩散。
但是，这并不妨碍网络媒体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性价值。人们注意到，网络上之所以出现激烈的情绪性反应，往往是因为事件本身有悖于人们的正义感，比如，一些地方司法机关的腐败或弱势群体的权利遭到严重的侵害。对除此之外的大多数事态，网络舆论大体上是比较理性的。
事实上，短短几年来，网络媒体的理性程度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就在前不久，三位活跃于网络上的人士，将网络话题结集成书，题为《十字路口的深圳》，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也得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这三位人士的研究起步于一篇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由此作者走向了更为理性的观察和思考，以一种民间的立场为深圳市的发展提出了不少相当具有建设性的政策设想。
由此可以看出，网络媒体除了能够让决策层更准确地获取信息、把握民情之外，更能够将民间的思考聚合起来，给其提供交流、碰撞的空间，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寻找解决转型过程中之种种问题的破解之策。在这样的交流讨论中，民众本身也可以学习理性地辩论的技艺，这对于一个理性而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发育，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网络媒体对于当下中国的积极作用也许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而要使网络媒体、网络舆论更为健康地发育，就需要给网络媒体一个法治之下的宽松的制度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良币才能够驱逐劣币，理性的、建设性的力量才能不断地在网络空间中扩展。
□本报特约评论员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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