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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彦
白沙最漂亮的一则广告将无法播出，画面中的刘翔与这家烟草公司追求的意境完全融会，而禁播的理由之一是“属于烟草广告”。但在刘翔加入之前，这条广告已经播出很久，所以有媒体认为真实原因是“担心会对刘翔的健康形象产生负面影响”，这使白沙与刘翔的合同失去了实质作用。
同样，对于另两个奥运冠军田亮和郭晶晶的关注正逐渐从体育界弥漫到娱乐界，尽管人们一厢情愿地把这个亮晶晶的组合与世界上最著名的夫妻贝克汉姆、辣妹相提并论，但却忽视了二者之间最本质的差异：与贝克汉姆完全市场化、个人拥有选择权的成长环境不同，亮晶晶的成长基于地方和国家的双重补贴，投入机制的不同使利益分配问题呈现完全迥异的模式。当亮晶晶被“只做秀不归队”的谴责笼罩时，这种差异显得更为明显：按照体育主管部门的正统意见，尽管亮晶晶的成功与其自身的努力密切相关，但国家在其中的投入是决定性的，这意味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国有资产，只是属于资质优良的一类。
在这种思维定式中，我们看到跳水队的表态非常明确，“要么归队要么走人”，走人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流失，但也只是增加一笔价值不菲的呆坏账，而归队则意味着保值、增值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与刘翔的境遇如出一辙。
支持刘翔、亮晶晶走向辉煌的举国体制从来都是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紧密捆绑，任何中国的体育明星都无法挑战这种现实，即使在NBA的姚明也必须将每年收入的30%上交中国篮协，20%上交“有关部门”，在他的教练范甘迪或是他的队友们看来，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王郅治无法获得原谅，因为他试图冲破这种界限，但在目前的中国体育界，这是需要遵守的习惯。必须承认，与中国经济领域日渐开放的姿态相比，体育竞技仍带有浓重的计划色彩和长官意志，国家意志和个人对自由、利益的追求同时存在，这使诸多矛盾潜滋暗长，举国体制与市场化要求在多数时候无法合谋，而奉行多年的举国体制使明星运动员的产权归属仍然呈现多元化格局，国家队的征召、地方的调令都无法回绝，对多数明星级别的运动员而言，私人空间日益狭小。
如果这被视为一种对投资权的尊重，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历史，但现实中我们却看到其他投资主体的权益却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比如白沙集团，比如退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百事可乐，争端日多的中超联赛有许多可以列举的事例，而在11月14日开始的CBA联赛中，球迷将看不到北京奥神队的身影，由于在五月份奥神对于国家青年队征调其球员孙悦入队参加比赛的调令以种种借口搪塞，篮管中心禁止其参加04-05赛季的CBA联赛。按照领队董志权的解释，奥神是一个典型的“民营企业”，他们自筹参赛资金，按照完全市场化的模式购买球员组建球队，他们自认为是最适合2008年奥运会的球队，因为国家没有投入，所以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也不必为此完全听命于篮管中心。欧洲G14联盟的那些豪门俱乐部总是认为自己支付球员薪水，所以强调国家队使用俱乐部球员需要做出经济补偿，对资本的畏惧也使国家队教练在选择球员时必须考虑俱乐部的利益，但这些国际化的做法在中国还缺少本土化的过程，所以当奥神试图模仿时，篮管中心干脆剥夺了他们的参与权。
不能否认，举国体制使中国在许多项目上达到职业化水准，并赢得太多的光环，但客观上却与成熟的、可持续的、更强调个人意志的运动员培养机制渐行渐远，当主管部门总是以种种名义超越契约的界定，一个期待中可自我调控的体育投资市场将无法诞生。我们相信，主管部门的思路仍是其中的关键。与经济领域对国资的态度一致，在很多时候，体育成绩是可以明确量化的政绩，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多数地方体育官员眼中，缺少欣赏性、水平一般的全运会甚至比奥运会重要，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只不过一场耗资巨大的自娱自乐。
一种普遍的担心是，如果改变或放弃举国体制而使中国的竞技体育成绩下滑，“这是人民不会答应的事情”。但这只是假设之一，我们对竞技体育的关注往往只在金字塔的顶端，就像我们关心企业的增长速度却很少理会为此支付的高成本，已经有人计算了一块奥运金牌的成本需要近亿元，而对于金字塔其他部分的投入则是个根本无法计算的数字，更何况他们中的多数人为此支付了青春、汗水并且失去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至于潜藏其中的个人命运的无奈则基本忽略不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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