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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收约4000亿元，其中一半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缴纳的。这是新华社11月8日发布的消息。与此相关的是，今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有望超过5000亿元，这也将是自有统计口径以来最好的一年。
上述数据让人眼亮。如果回想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一度占财政的20%，如果回想到始自1998年的国企三年脱困所经历的痛苦，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最艰难
的时候已经过去。
不过，各方人士对这些数据显然有着不同的解读，也可能因此对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做出迥异的判断。比如说，在一些人看来，国有企业有着如此出色的表现，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如此之大，理应为国有企业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让国有企业在更多的领域发挥主导性作用，发挥控制力和影响力。
仅仅从孤立的数据来看，上面的判断甚至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考察这些数据背后所潜藏的经济含义，我们会发现，上面的判断虽然看似有理，实则难以成立，又因为它看似有理，因而很容易在公众中产生误导。
从财政角度看，来自国资委的数据表明，不仅是财政增收的一半，大约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也来自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这大体说明了当前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但国有经济提供的税收越高是否就意味着一切都好值得怀疑。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全部财政收入都来自于国有经济，不过结果并没有将中国经济带上快速运行的通道，国有企业自身改革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反而成为财政难以承受之重。如果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的话，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余年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贡献的财源，在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是逐步下降的，而这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则是大致同步的。
从利润角度看，1998年之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逐年攀升，中央企业的表现尤为抢眼，去年利润总额突破3000亿元。今年预计可以突破3800亿元。这个数字中间，有去年以来需求拉动和涨价因素的影响，按照国资委负责人的说法，这两者占了增收的60%。因而，中央企业真正的赢利能力还有待考验。
抛开短期因素不说，国有企业利润大增还有制度性因素。今年上半年，石油石化、冶金、交通运输、矿业、通信、电力行业的中央企业对利润总额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81.7%，而这些领域，或者为国企所严格掌控，或者对民营资本的进入有着严格的限制。而在近几年的国企改革中，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性作用，强调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常常被误解为保护甚至强化国企在某些领域中的垄断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始自去年的新一轮宏观调控中， 这些领域中的重点国企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投资规模，而试图进入相关领域的民营企业因政策和资金等多方面的原因相继却步，目前，两大国有集团的石油加工量已占全国的97.5%。这意味着在今后几年内，这些本来垄断色彩就很重的领域，将更多地被国企所主导。垄断意味着低效，意味着公众福利的损失，也意味着远离一个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以如此牺牲换来的贡献即使可以被一些人接受，但在中国即将走完入世过渡期的今天，长期维系的可能性却是微乎其微的。
而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如果有比较强的赢利能力，就更不会轻易言退了。我们注意到，在一些地区，做大这些领域中具有优势的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一种政策导向。这更加令人担心，因为越是如此，国有企业就越是容易在政府庇护下成为享有特权的企业，可以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获得稀缺资源，越是如此，就容易造成对其他市场主体的伤害，而且政府也因此难以从对市场的干预中脱身，实现真正的职能转变。
回想这些年国有企业改革走过的路，让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各归其位，在各自适合的领域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因而，我们相信，国有经济对财政收入的贡献比率会继续下降，这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步伐是相一致的。这种调整意味着更加尊重市场的逻辑。可以预期的是，今后一个时期，民营经济将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将会逐步上升。实际上，这一趋势，我们在浙江等民营经济发达的省区已经看得相当清楚。
1998年以后的国企改革之所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是因为启动了退出机制。在国有企业业绩提升的背后，是产权改革这样一个制度性变革在起作用。虽然实行了产权改革的企业未必都会搞好，但是实践证明，没有产权改革却一定搞不好。因而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增加，为加快国有企业改制改组提供了比较好的外部条件。
从长期来看，我们不会再为国企利润高低和对财政贡献来评价国有资产的价值，国有资产更多地应以非企业资产的形式存在，专注于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真正理顺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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