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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仁/文
或大名常见诸报端，或在央视采访中坐而论道———与一些企业家重视个人形象，尽展洒脱风采的作派相比，浙江的企业家群体却刻意低调、不求闻达：或成了在媒体的“探照灯”下隐藏得很深的商业“巨鳄”，或像羞怯的旧时“深闺”少女。有人怀疑他们患上了“人际交往障碍症”、“公众场合恐惧症”、“出名恐惧症”三种怪病，并刻划了低调者的三
种脸谱：“冷静理智型”、“心虚藏拙型”、“闷声发财型”(11月9日东方早报网)。
有人认为，企业家要善于借助媒体的力量，塑造企业家形象，获取政府、金融、商业伙伴等各环节的资源支持，并借此争取消费者资源、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即使从传播成本的角度看，让老板走上台前，甚至做企业的形象代言人，也可以大大节省广告费支出。
也有人认为，不能因此否定浙江企业家群体低调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正是凭借这种“只做不讲，多做少讲”的中庸低调、不事张扬和闷头苦做，浙江的企业群体规模、质量和效益都做到了全国一流，使本地区成了经济最为活跃、发展最为迅速、民间最为富庶的“人间天堂”。
我所关注的是，这种低调并不是企业家们刻意作秀，更多的则是环境造人，造化弄人。虽然一些企业家可能乐此不疲，“低调并快乐着”，但是更多的人则是出于自身利益和安全的考量，是一种条件反射似的自我保护，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处世智慧。如果此言不虚，值得我们警觉和省察的倒是，是什么使企业家集体患上了“人际交往障碍症”？
我以为，首先是目前国家有关私产保护的法制和机制尚不完善，对于民营企业家合法个人财产的保护，还缺乏操作性强的刚性保护举措。在我们的行政官员中，包括一些决策层，至今依然存在着“轻商”的观念。
相反，对民营企业家的社会歧视、文化歧视和政策壁垒依然存在。如果企业家不夹着尾巴做人，就自然容易成为社会仇视的对象，成为某些群体甚至包括政府组织肆意掠取的对象。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太过透明，难免要引“税”上身，这倒可以理解。问题是企业名气大了，经常会有某些部门以政府领导和主管单位的名义拉赞助、拉广告、摊派各种费用，不办就说不支持领导工作。一家知名民营企业，每天都要接到大量北京等地来的电话和传真，指令其慷慨解囊，还一副不得讨价还价的态度，无形中造成了私有财产的流失。
其次，民营企业的发展本身还不够成熟。企业家们对于应承当的更大的社会责任还缺乏应有的自觉和理性的认同。我们的市场经济本身还不成熟，对于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还缺乏应有的规范，包括我们的社会公益慈善组织自身不完善，捐助与纳税之间的损益代换关系也没有处理好，使企业家们无所适从。加上，先富群体也同样处于成长期，许多民营企业专注于财富的积累，仍需要把大量的资金投入扩大再生产，对于担当起更大的社会责任感到无形的压力，以至于产生退却畏缩的心理。
其实，就浙江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和发育程度看，仍然有许多方面令企业家们怵头。足见，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对于民营经济来说，还存在许多障碍，还有许多亟待改进之处。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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