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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巍青
继今年8月份表态高校收费制度“基本合理”之后，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近日在全国高校教代会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工作研讨会上再次表示，今后我国高校教育的收费不能再提高了。立刻有评论指出，这表明普通百姓关于高校收费过高的呼声，至少没有被主管部门否认。从这个角度看，应该对张副部长的表态给予积极的肯定。同时还应该肯定的是，在高校收费
这个敏感问题上，主管部门愿意对社情民意给予回应的积极态度。如果说，谁有钱谁上大学，肯定不是共产党办的教育；那么，老百姓议论纷纷的事情，如果没有负责的官员肯出来解释，就更加不应该是共产党的风格。
但是尽管有了这个表态，基本的政策信息仍然不清晰。对普通百姓来说，所谓不再提高收费，是因为民声鼎沸而暂行的权宜之计呢，还是在较长时期内都会坚持的一项政策方针？对于高校来说，财政经费短缺几乎是一种永远的痛。这是一块硬伤，如果不能从收费上聊作缓解，填补资源缺口的手段和途径应该是什么呢？换言之，高校收费只是病症不是病因，病因不除，收费冲动将周而复始地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普遍对张保庆副部长的表态依然将信将疑的原因，尽管这个表态确实有积极的因素。
张保庆副部长在同一次会议上批评：乱收费和变相提高收费标准，责任在高校。这一点，却很值得商榷。中国的高等院校是垄断性的行政机构，它的种种问题，例如北航招生丑闻，根源在于体制。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按理应该是政策变革的“机会之窗”被打开；我们应该对垄断性的教育体制做全面反思，而不是仅仅将问题归结为某些高校的行政管理不完善。
目前中国高校有三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垄断体制，一个是财政短缺，一个是目标错位。按照给出的数据，2004年高校的在校本科生达1350万人，在校研究生85万人，论规模已经接近美国的水平。它意味着，中国的高等教育成了超大规模、世界罕见的垄断行业。它还意味着，政府既要一手包揽全部的教育，又长期无力提供足够的资源。教育部部长周济曾表示，一定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达到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这只是很低的标准，而舆论对于达到这个标准的预期并不乐观。如此有限的公共资源又要倾斜于少数重点大学与国际接轨，又要公平满足教育需求，结果可能两头都不着边。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所谓“通过必要的收费来弥补财政投资不足”的政策，虽然从理论上讲是一种积极的扩大教育资源的办法。但是在特定的体制背景下，它的恶劣后果也是明显的。它使高等教育的私人成本越来越高，同时纵容高校内部种种腐败现象的滋生。试想一下，高校背负着扩招的沉重压力，面对“国际一流”的高远目标，还有许多历史欠账，它的财政缺口该有多大。面对这样的财政缺口，不要说不再提高收费，即使将现有收费标准往上翻一番，也是填不满的。
但是仅仅批评高校的收费冲动，有点像“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客观地说，近年来通过各种科研项目的名义而投向高校的资源也有较大增加，但是高校仍然在财政上捉襟见肘，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其中有复杂的原因需要做更多的分析，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用一种“官本位”的官僚行政体制来管理大学和分配科研经费，已经越来越与这个时代相悖，并且日益扭曲教学和科研的本来规律。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的收费是不可能就事论事而得到解决的。按照现代政策评估的逻辑，当教育部门的发展政策与社会公众的需求之间出现严重不吻合时，我们的评估必须提高一个层次，即重新检讨高等教育的价值目标和教育资源的配置。从这个角度来看，打破教育的垄断，让教育还权于社会，是一个根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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