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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投资环境考虑，您认为未来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是哪些城市？将对中国城市竞争力产生怎样的影响？
杜大伟：我认为在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速度最快的是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在很多方面，他们跟发达国家城市十分类似，但是，他们也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弱点，即使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他们的金融服务也还没有达到应有水平。另外，我们在珠江三角洲也看到了许多城市建立起很好的投资环境。中国沿海城市良好的发展势头，促使当地工资水平提高，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因为这不仅可以改善人民生活，而且也给中西部、东北部城市带来了机遇。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中西部城市能够建立起良好的投资环境，就能吸引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向他们那里转移。我想说的是，中国不仅要深化它的投资环境，还要扩展它的投资环境。我所说的深化，是指像上海、杭州这样投资环境比较好的城市能够进一步向前推进，更好地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我所说的扩展，是指要让更多的中西部城市能够扩展它的投资环境，以便进一步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
记者：您刚才谈到中国投资环境最好的城市，与发达国家的金融服务水平差之甚远，那么，具有国际竞争力城市的金融服务水平应该是怎样的？
杜大伟：随着中国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股票市场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坦率地说，中国的股市市场目前还不够深入，主要是一些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在股市上交易，而且活动也不是非常积极。另外中国有很多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也可以向高科技领域发展，但在这一领域，中国需要建立起风险投资机制，来激励这些企业的发展。这是更高水平的金融服务，但我现在还没有在中国的哪一座城市看到。
记者：如何建立健康的金融服务业？
杜大伟：健康的金融服务业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它将资金从储户或私人投资者导向生产者。如果它的功能发挥得很好，就能将资金分配给最有效率的生产部门使用。与企业需要通过非正式贷款、个人财富或直接向私人投资者筹资来确保发展资金的情况相比，它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为此，我们构建了3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市场的功能：一是企业是否能够获得正规的银行贷款(在3年的期限中有1年)，二是企业用贸易信用，即应付账款的方式获得原料采购的比例，三是企业是否需要非正式支付以获得银行贷款。
我们知道很多中国私营企业难以从银行系统中获得正规贷款，因为银行将大部分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银行如何分配贷款同样是很重要的。如果银行内负责贷款的官员在分配贷款的时候受到非正式支付的影响，那么贷款就不可能流入生产率最高的部门，相反，它们会流向乐意行贿的企业。
记者：世行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的金融部门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资本持续地流向亏损的国有企业，而私有企业，即使其资本边际生产率较高、创造就业的潜力高于国有企业，仍然只能依赖其他的融资渠道，比如向朋友、家人借款，供应商的信用，母公司的资金或利润留存等。您如何看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个问题？
杜大伟：中国金融部门这种资金配置方式因为资源没有被导向能够创造最大价值的地方，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同时还阻碍了新兴企业进入市场，从而减少了就业机会。这或许就是获得融资同高销售增长率、高投资率以及高企业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的奇怪原因。
阻碍私有企业和小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另一个因素是政府对利率的控制。现有的利率控制严重地削弱了银行和借款者之间建立互利关系的能力。在政府的固定利率和私有企业愿意支付的利率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银行和借款者的互利空间。尽管在自由利率水平下有出现高利贷的可能，但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严厉的监管对其加以约束和控制。实际上，利率控制更有可能导致不规范的银行操作。在中国南方，如广州，小企业有很强的资金需求，但正式融资渠道极其有限。后果之一就是非法融资活动盛行，填补了正式银行部门的空白。我认为，政府应该放松对利率的管制，促进银行与借款者之间内在关系的良性发展。一旦实现利率自由化，地方分行有足够的激励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值得贷款的中小企业一定能够获得贷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实际上，中小企业的业务不断增长，很容易支付较高利息和银行要求的其他费用，以覆盖银行在给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时所发生的较高的劳动成本和为潜在贷款损失提取坏账准备费。
阻碍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现有的政策要求所有的贷款必须用有形资产做抵押。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已建立了贷款担保计划，以克服中小企业因提供可接受抵押品的能力有限而带来的弊端，同时也是为了绕开利率控制。但是，这些贷款担保计划只能部分地解决这些阻碍，同时还有可能导致新的扭曲，如政府干预和道德风险。
记者：您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出路在哪儿？
我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政府应该对银行部门进行大刀阔斧的重组，按照商业标准来分配资金。放松对小企业贷款的利率管制，允许银行制定相应的利率水平，以充分考虑向小企业贷款时的额外劳动成本和内在风险。如果不能提供充分的利率弹性，小企业的贷款可能就会受限制。同时，政府应该鼓励向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如促进资信信息登记，开发相关工具，使得对质押资产的评估更容易、成本更低。另外，国外银行和国内私有银行的进入可填补国有银行在某些业务和市场方面的空白。他们的竞争可以促使国有银行在他们做得不好的领域加大竞争力度。当然，这一局面的出现还需要必要的制度变革，如建立信贷评级机构。政府应该鼓励金融领域在这些领域进行试验。
记者：如果政府放宽对利率的管制，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杜大伟：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进行利率市场化这一改革会带来什么大问题。因为很多小企业，他们可以负担比现在利率水平更高的利率，而且可以继续投资，还能够实现利润。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提高贷款利率的话，政府可能比较容易对那些运营不太好的国有企业给与补贴，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给这些运营状况不太好的国有企业通过低贷款利率的方式进行帮助决不是一条好的出路。
记者：税收负担是影响地方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您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如何改善？
杜大伟：总体来讲，中国税收并不太高。但中国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国内投资企业和国外来华投资企业税率均衡。国外来华企业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国政府也应该向中国企业提供同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摄影 王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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