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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李路阳
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和蒙古局局长、常驻中国首席代表杜大伟先生是一位
资深研究专家，在投资环境和增长领域的研究成果卓著。投资环境的优劣是检验一个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硬指标。获知他将在国家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城市规划国际研讨会上就此问题发表演讲，本刊记者率先采访了他，就如何提升中国城市国际竞争力，以加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中国城市的投资环境究竟怎样？政府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一系列读者关心的投资环境问题，请他发表了看法
记者：您在就任世行中蒙局局长、常驻中国首席代表之前，曾任世行发展研究局局长，负责世行在投资环境和增长领域的研究工作，在此期间，您曾对中国23座城市的投资环境做过详细研究，您能否就中国城市的投资环境，以及它对投资、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影响具体谈一谈？
杜大伟：目前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发展得很快，这里面涉及到有一些国家和一些城市发展速度较快。这些国家发展速度快有好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投资环境好。
关于投资环境主要包括三大领域，第一个涉及的领域是监管环境，即在一个国家建立起一个企业以及运行一个企业的难易程度；第二个涉及的是基础设施、交通、服务和电讯环境；第三个涉及的是自然环境，即一个城市的污染程度究竟有多大，交通状况怎么样。我们在对中国投资环境做研究时，挑选了中国不同地区的23座城市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投资环境是良好的，中国交通设施、基础设施、电讯设施是好的，很多城市都实施了经济改革，创办企业和运营企业都比较容易。中国这一相对比较好的投资环境，正是中国过去20年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最好证明。
中国在过去20年进行的投资环境改革，帮助4亿人口摆脱了贫困。20年来增长速度平均达到8%，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64%下降到2001年的16%。
将调查对政策性成本和风险的客观衡量指标与企业绩效指标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对投资环境条件改善可能产生的贡献率进行模拟。例如，如果北京附近的大型港口城市天津能够实现与上海相同的投资环境，那么，企业生产率就能提高15%，销售增长就能提高20%。
记者：检验一座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劣，其主要指标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又是什么？
杜大伟：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采用的指标包括基础设施、国内的进入和退出限制、技能和技术存量、劳动力市场灵活度、国际一体化程度、私营部门参与程度、非正规付款、税收负担、司法效率和融资等。我不能说这些指标中哪一项是最重要的，因为彼此都是相关联的。当然，良好的基础设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但是，如果一个城市官僚体制太严重，有太多的官僚程序，那么，再好的基础设施也是浪费。我认为，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经贸环境这二者结合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由您参与研究的世行报告《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排名》，其排名依据的是什么？投资环境综合排名第一名和第二名分别是杭州、上海，而北京、天津分别位居第八名和第十一名，这两家直辖市投资环境综合排名落后的原因是什么？
杜大伟：我们搞的中国23座城市投资环境排名，是根据世行投资环境调查采用的指标，在对这23座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对比和排序后，进行综合打分得出的。在这一排名中，北京和天津是在排名的上半区，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北京、天津与杭州、上海相比，一个主要差别是监管环境的问题。杭州、上海这些南方城市有着比较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在北京、天津这些北方城市监管相对比较严一些。
记者：您认为像北京市、天津市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改善这种投资环境？
杜大伟：作为地方政府自然是希望企业能够在自己这里注册登记，但是在吸引企业的过程中，不应该制定过多的繁琐程序，企业获得批准设立、运营的程序不应该太多。另外，还要创造出让大家能够生活得更好的舒适的自然环境。中国很多城市需要在改善自然环境方面加大力度，我已在北京看到了这一变化。
记者：根据您们的研究成果，如果想调查了解企业的投资环境，应采取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
杜大伟：欲了解企业的投资环境，我希望采取这样两种方式，一种是量化的方式，通过大量的科学调查数据来了解企业问题的所在，这可以帮助对比各城市的服务状况。另一种是与企业直接交流的方式，直接了解企业面临的问题，因为在做量化调查的时候，并不一定能够真正了解企业的问题。因此，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使用会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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