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选择了布什主义(2)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1月09日 15:21 《全球财经观察》

　　美国转型：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动

　　布什与克里的角力，像极了1984年蒙代尔挑战里根的选战——同样是民主党挑战共和党，结果都是竞选连任者获胜，而竞选主题也是类似的经济繁荣与安全问题。

　　不同在于竞选前4天，候选人还受到本拉丹对美国的威胁。更大的不同在于，布什此次的政策纲领——“布什主义”不仅激怒了自由主义者，甚至超越了那些保守主义共和党元老容忍的限度。

　　基辛格是布什的坚定反对者，与他站在一起的还有另两位共和党元老——斯考克罗夫特、伊格尔伯格。基辛格是尼克松的国务卿，后两位分别是老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都是世界外交界的常青树。在26位发表联合声明的前政府官员当中，包括20名前驻欧洲大使、前国务院高级官员和著名将领，他们曾分别供职于卡特以来的历届政府。

　　为什么深深植根于当前美国和世界政治土壤的“布什主义”竟然遭遇了来自共和、民主两党，以及全世界的挑战？布什主义不仅是对西方遵循和信仰的均势、遏制和威慑战略的抛弃，更是对美国历届政府，甚至是西奥多罗斯福、罗纳德里根以来共和党建立的传统信条的背弃。

　　里根-撒切尔时代是西方真正的开拓时代，里根携撒切尔一起，不仅重塑了“西方的信心”，更开创了一个为西方左翼和右翼都接受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新自由主义传统。严格来说，是开拓了英美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以至到2004年，施瓦辛格还记得在共和党人谈给企业以自由，减少税收，加强军备等时的感觉，“听上去更像是呼吸一种新鲜的空气”。

　　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包括私有化、贸易和投资的全球自由流动、有限度的福利政策、减税等等；在社会方面，自由派讲究自由、进步性、多元化等等。

　　自由主义的对外政策比较强硬——发展军备、搞星球大战计划、在世界各地与苏联抗衡、支持阿富汗的反政府力量等。

　　这些核心纲领大多为后来的老布什和克林顿，以及梅杰和布莱尔所继承。所不同的是，里根和撒切尔是打着保守主义的旗号干的自由主义，而作为新一代领导人，克林顿和布莱尔则是以“第三条道路”或新民主党人——向中间靠拢，吸收共和党(保守党)的一些保守思想。

　　里根时代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遗产乃是“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标准的美式保守主义资本发展模式，“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及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风行一时，一度成为便于全球主流发展观念。

　　这一模式也令美国更有利地利用其经济和货币的全球主导地位，以美元为硬通货，吸引全球资本和服务流入。克林顿时代则在坚守自由主义的同时，也向保守主义靠拢，全面重视经济民生，完成了10年的经济繁荣。这期间共和、民主两党都大力推动全世界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开创了WTO时代。以至于人们甚至都分不清民主和共和党的区别。

　　“分歧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倪峰研究员分析，本次大选的“极化”，可能是情绪化的表现。种种竞选议题上的分歧都不过是对自1960约翰肯尼迪时代自由主义的校正，仍然属于两党钟摆的正常范围。

　　倪峰指出，真正的转型是美国重塑世界秩序的决心——冷战结束后，老布什当年提出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因未获连任，计划被迫中止；克林顿执政后，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提倡“经济、安全、人权”，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再者，民主党一向注重国际机制和多边秩序，所以那些世界新秩序的鼓吹者被迫沉默了8年。

　　真正的改变始自乔治布什时代，而标志正是“布什主义”。

　　由于欧盟与中国等大国在1990年代后期的崛起，全球化加剧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使美国不再拥有昔日政治、经济、军事均独步天下的优势，加之2000年后美国进入经济不景气，而“华盛顿共识”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失败，为了实现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目的，美国势必要求一种比里根主义更保守、更具攻击性、更具单边性质的模式来取代“华盛顿共识”。于是，“布什主义”应运而生。“911”只不过是在适当的时机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借口而已。

　　2001年，布什上台不久就读了著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的游记《东至鞑靼》。这是一本关于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到石油储量丰富的里海沿岸这片鲜为人知、但又动荡不安地区的旅行见闻。布什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并在白宫接见了作者。

　　卡普兰提出了“新近东”的概念，涵盖从巴尔干向东延伸到“鞑靼”、自欧盟东部和北约新边界以东、俄罗斯南部、中国以西这个不稳定的地区。

　　这里蕴藏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政治的“地震仪”和资源争夺的场所。他认为，要在中东、高加索地区实现稳定和文明，不要在没有作好准备的社会强行实行选举，而是要通过输油管道和防御协议来推行该地区的转变。

　　布什喜欢这本书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众所周知，布什的第一届政府正是一个能源和军火工业政府。在与布什家族交往20多年的高级顾问卡尔罗夫的指导下，布什的书单还包括《君主论》、《论性格》以及西奥多罗斯福传记《罗斯福王》等。

　　正当人们即将忘记在布什执政第一年的所作所为的时候，“911”爆发了——这无异于富兰克林罗斯福遭遇的珍珠港事件。作为战时总统，布什不仅迅速团结了美国，更重要的是，他开始雄心勃勃地推动了在当时和后来都备受争议的“布什主义”。

　　布热津斯基则在《大棋局》一书中，把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片欧亚大陆视为一个地缘战略大棋盘，是既决定世界今后的稳定与繁荣，又决定美国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舞台。

　　布热津斯基提出，美国作为不同于过去所有帝国的一种新型霸权，就是要在法、德、俄、中、印这5个地缘战略国家和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伊朗这5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之间纵横捭阖，以在欧亚大棋局中保持主动，实现领导。

　　布热津斯基建议，为保持并尽量延长美国在欧亚亦即在世界的主导地位，美国要依靠西翼“大欧洲”民主桥头堡和东翼“必将成为地区主导大国”的大中华。在内外因素制约下，美国对外不宜有过高姿态，而应同5个地缘战略国家在不同领域中、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增进或建立盟友或伙伴关系。

　　可惜的是，布什并未听从这位前辈政治家的劝谕，而是抛弃西方一直信奉的均势和遏制战略，创造性地选择盟友，把欧洲分成两个，把联合国放在身后，坚决地推动以超强国家为后盾的“布什主义”——代表着美国在新世纪按照美国标准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利益主张和发展模式，既综合了美国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和经济思潮，也是不同于以往任何美国哲学的价值和世纪秩序。

　　不听劝谕、违背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传统的后果，就是包括知识界和传媒的全世界大声反对，尽管人们接受了其继续推动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承诺。

　　重要的还是经济吗？

　　“傻瓜，重要的是经济”——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克林顿1992年的竞选口号了。美国选民对于自身安全的担忧和恐惧战胜了一切，包括在伊拉克的挫折、经济上的不平等、脆弱，以及面临“华盛顿共识”的解体。

　　这可不能怪美国选民。事异时移，美国已非昨日之美国，世界已非昨日之世界。

　　“美国经济仍然令世界羡慕。我们的经济增长在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中领先。忘了吗？20年前，批评家们曾说日本和德国将要取代美国。荒谬！现在他们说，印度和中国要取代我们了。你们信吗？”尽管施瓦辛格不是权威经济学家，但这起码代表了一半以上美国选民的观点。

　　即使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美国民众也有理由相信，经过10年繁荣的美国确实已经遥遥领先于所有工业国家。

　　2003年夏开始，美国经济进入缓慢复苏，至今仍是世界头号经济增长引擎。世界经合组织(OECD)调低后的2004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测仍有4.3%，高于欧元区的2%。考虑到庞大的总量基础，新经济泡沫破灭之后4年即恢复到如此水平，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也不难理解一半的美国选民不理睬民主党和知识分子的警告。

　　美国劳工部报告，9月份美国的失业率仍为5.4%；到9月底，失业总人数为800万人； 2001年1月上台至今的净失业人数仍高达80万人。

　　“作为一个经济整体，美国是1990年代以来最大的赢家；但某些行业并没成为胜利者，这也导致了美国选民的情绪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分析道，而作为国内政策分歧的焦点——减税政策使美国社会极化现象愈趋严重。

　　金灿荣教授所指的行业“输家”，指的是钢铁、纺织和随着IT、电子和通信等产业服务外包转移出去的行业。金灿荣认为，新经济泡沫后，新经济对整个社会的鼓舞作用日渐衰退，而新经济的外溢效应减弱更使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减弱，意味着美国政府启动经济的政策难度加大。

　　1990年代中期，新经济开始发展的同时，美国开始了产业结构调整，随之出现了外包现象。在美国，制造业收入相对比服务业高。外包导致了高薪职位的外移，制造业的从业人员随之失业或者转业，很大一部分流入收入相对低的服务业。

　　这种“沃尔玛”现象中有两个流动趋势，高收入人群减少，收入减少，消费层次也相对降低。这种现象的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加剧和民主资本主义的削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室副主任张铁军与金灿荣教授持有相近的看法。

　　布什主义实施的4年，正是世界贸易额激增、产业转移加速进行的4年。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则是这场运动的最大受益者；与此同时，欧元区经济加速整合，随着欧盟的扩大，经济整合的正面效应也开始显现。这正是布热津斯基强调的欧亚大陆的两个桥头堡。欧元区经济总量已与美国不相上下；从1989到2001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平均9.3%的高速发展势头。中国甚至成长为与美国并列的世界经济引擎。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欧洲、中国的崛起正是与“布什主义”等量齐观的世界大事；

　　“布什主义”、“欧盟模式”和“北京共识”正在共同瓦解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共识”这一旧的世界秩序。代表循序渐进的创新和试验、捍卫主权和利益的“北京共识”是乔舒亚库珀拉莫于2004年首倡的概念。目前，拉莫就任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兼中国清华大学教授。

　　受到批评最多的是美国的财政赤字。如果美国人希望继续享受现代化的服务业和军事优势，那就必须增税，而增税又将减少企业利润；虽然减税能刺激消费，但是又会增高财政赤字。

　　“布什主义”最大的后遗症就是财政赤字高企——2004年度财政赤字将高达4500亿美元，而2000年克林顿政府留下的是2360亿美元的盈余。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道格拉斯称，连续3年的税收下降是“令人惊奇的现象”——这是大萧条以来都未有过的。

　　“企业最怕的就是高赤字。因为美国企业做的都是中长期计划，高赤字必然导致利率提高，这就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这是全面影响。赤字太高，政府必然会减少支出，如福利支出减少，消费支出也将减少。”克罗韦尔技术公司高级顾问陈开泰称，赤字影响最大的是经济低迷和高失业率。

　　在这一轮产业转移浪潮中，强势美元加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并进而导致失业率高企。为了适当扭转贸易逆差，布什政府从2003年开始放弃强势美元政策，一年内欧元兑美元已经升值了40%；同时，布什政府正在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强势美元、低利率、低税收和高赤字、高逆差本来就相互矛盾。令布什左右为难的是，伴随着美元贬值的必然是世界资本流入的减少，这将打击美国的服务业、资本市场和整体经济景气。然而这又是美国当前必须承受的代价。一方面，这将对全球经济景气构成威胁，同时也会加大全球资本、产业、服务和技术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地区转移。

　　在这个相互矛盾的体系中，美元汇率变动既是布什主义对美国传统政策不得不进行的调整，同时也极可能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前兆。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并没有一个约束全球各经济体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统一体系。处在新旧秩序交替时期的美国高贸易赤字、财政赤字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互动中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与“布什主义”一起，欧盟模式和“北京共识”等正在共同缔造新的世界光谱。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深刻影响全世界的商业环境、资本和技术流动。这正是新世纪一切机会和风险的根源。

　　“美国建立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源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模式；由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多元社会和社会思潮所具有的某些特点，以及美国经济实力继续相对下降的趋势，它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对外运用其实力的超级大国。”布热津斯基是少数对美国处境保持清醒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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