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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郎咸平的几份研究报告
郎咸平关于格林科尔(以及海尔、TCL)的研究报告，如张军、李健、陈志武以及一些经济学网站上的许多人撰文或发贴所指出，它们只能算是置疑或质疑，提出一种猜想或怀疑而不可能确证——相关主体确实在侵吞中小股东利益或国家利益，以及在收购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郎咸平的报告在一些用词上或存在过于武断的“瑕疵”。
但是，我们认为，站在保障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产权市场)健康、高效地发展的角度讲，郎咸平报告或许存在的诸多“瑕疵”并不能颠覆这种“质疑报告”本身的价值。允许并鼓励合乎规范的怀疑和质疑，是保障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而必需的制度安排。全世界如此。如果不允许公众对公众公司和国有企业之相关行为进行监督和质疑，那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公众公司和国有企业的前景将不堪设想。在这种意义上，郎咸平式的经济学家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至于在法律层面上，郎咸平的研究报告或许存在的用词过于武断的“瑕疵”，对于相关主体(如格林科尔以至其董事长)是否存在不当、不法之伤害，这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法学界可以去讨论)，这更应当是双方当事人、双方律师和法院去讨论的问题，如果他们要讨论的话。
在学术层面，仅从报告本身读下来，我们感觉，郎咸平的上述几份研究报告主要试图以典型案例的方式解析以下两点：
第一，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大股东与相关交易主体联手或独自地，用各种手段，不当侵吞中小股东的利益；
第二，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由于非公开、非市场化竞争，以及相关制度和规则的缺失或执行不力，存在大量“国资流失”情况。
如果郎咸平的几份报告主要解析的真是上述两点，我们认为，这些案例所解析的，确实是中国现实经济中两个有一定关联性的、具有较强普遍性的、并且值得社会严重关切的现象。
由于郎咸平针对几份报告甚至新的报告在一些公共场合“后来”又发表了一些“深化性言论”，诸如“目前这种(贱卖国资)的产权改革方式应当停止”、“信托机制处理好了，国有企业未必比民营企业效率低”等等，这些“深化性言论”触动了一些学者敏感的心弦，郎咸平立即遭到了一些学者的猛烈批评。
其实，郎咸平最初只是提出了几份或有“瑕疵”的研究报告。白纸黑字就摆在那里。大家(包括郎咸平)可以以任意的方式去“一份一份地”解读它们，至于解读得对不对就另当别论。你可以认为是对代表普遍现象的“典型案例分析”；你也可以认为它们根本不是代表普遍现象的“典型案例”，而是对极端个别现象的案例解析，因此根本不具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案例分析”意义；你甚至也可以将它们仅仅当作是一份如华尔街投资银行家或投资分析师对公众公司的质疑报告。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你怎么解读，只要你愿意。
前两种对立性解读，如果要相互争辩谁对谁错，事实上都需要做更有说服力的实证支持。熟悉和了解中国资本市场、中国国企改革以至中国经济转轨的人，大多会比较认同第一种解读。即，郎咸平三份研究报告具有较强的“典型案例”意义。但有学者批评反驳说，以个案推全体，从特称判断走向全称判断存在逻辑跳跃，在逻辑上推不过去。这或许是对的。但是，逻辑推证过程存在瑕疵，并不代表推证的结论和相关分析没有意义甚至就是错误的，更不能表明它的对立命题“它们只是代表极端个别现象的案例解析”可以成立。可以说，要严格实证证明后者远比实证前者更加困难。但到目前为止，任何批评郎咸平的学者以至网络人士，都没有提供任何这方面的实证支持。
而如果一定要讲求论证严密的话，在数学家眼里，现代经济学的许多推理过程都是“瑕疵遍地”、“漏洞百出”，如果推证过程存在些许瑕疵就扔，甚至“由此”就应该拾起它的对立命题或否命题，即使这个命题与我们的常识判断有很大出入甚至根本相背，那现代经济学恐怕就要变成为面目全非、臭不可闻的垃圾场。
这种逻辑和处理显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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