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2004年国企改革大辩论评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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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1月08日 19:18 新浪财经 | |||||||||
李健/文
一大堆文章,很容易让人晕头转向。就是参与其中非常了解整个过程的学界中人,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不一定就能够说得明白。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我们还是力图尽可能简单、中立、客观地告诉您,2004年8、9、10三个月中,主要以中国经济学界为主体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争论”,大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充分了解本次大讨论的来龙去脉,对更深入地认识本次大讨论所涉及到的诸多问题大有帮助,这也是“评判”参与诸多人与诸多事的重要基础,所以,本书一开始,我们即向您呈现了本次故事大致的来龙去脉。无论出于何种阅读目的,您都可以将我们精心选编的文章,当作把握故事来龙去脉或者研究诸多相关问题的备查资料。 但是,我们确实无意充当什么“审判官”,去评判伦理意义、道德意义甚至法律意义的因果是非,谁对谁错,因为它们与中国的改革相比,并不十分重要,虽然我们无力也无意阻拦读者去做这样事,这是读者的自由和权利。我们如果要就某人的行为做评析,也将主要在学术讨论和学术表达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层面上进行。当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本身也是一个现实的“公共选择“问题,任何公民都可以在“公共选择”这块大牌牌下,表达自己之任何想要表达,至于表达方式以及表述内容是否合理,任何人也都可以就别人的表述甚至“行为”再评说。由于大部分文章言论都“夹杂”着许多这种公共表达性质的内容,甚至是它们的主旨,因此我们也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这方面内容的评述和分析。 虽然我们对诸多人与事以及相关问题并非没有自己的判断,但到目前为止,本书所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客观而充分地呈现。这种客观呈现是重要和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些文章本身就是如此众多的论说者们智慧精华的大聚集。当然,由于本书篇幅约束,我们不可能将所有人(包括无数不留名的网络上的关注者)的文章和发言全部一一罗列,虽然这些内容对于更全面、更充分地把握本次“学界冲突”以至“社会思想意识大交锋”也非常重要。由于条件限制,我们只能大致把握到目前为止本次大争论的主流,并就一些主要的、深层面的问题做简要的评述。因为对相关问题的争论实际上还远没有结束。 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1、“大争论”究竟是怎样发生和开始的 事实上,郎咸平早在两年前就曾孤单一人猛烈“抨击”过尚在颠峰时期的新疆德隆(德隆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传奇和笑话)。2004年以来,郎咸平又先后“置疑”过海尔、TCL的“产权改革”,以及收购多家上市国企的格林柯尔可能存在诸多“不当行为”。 8月初,当郎咸平在上海一档电视节目中专门“抨击”格林柯尔之诸多“不当收购行为”以后,紧接着又在复旦大学就同一主题发表演讲,几家报纸对演讲内容做了简略性公开报道,格林柯尔终于被惹恼,于是向郎咸平递送了口辞严厉的律师警告函,从美国回来的郎咸平很激动,甚至是“义愤填膺”,他不但拒绝对方之种种要求,而且在律师函“最后通牒期”到来前,直接将那篇《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长文在国内门户网站上公布,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于是也“提前一天”——在8月16日郎长文公开当天下午即正式以“诽谤罪”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郎顾公案”。 8月20日,北京晨报刊出一篇由实习记者汪涵撰写的新闻稿《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文章称,郎咸平对该报记者说—— “到现在我惟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实习记者汪涵在该文中写到,“这一次,国内经济学界确实集体失语,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也彰显不力。”各大网站纷纷转载了该文。由于这篇新闻稿以及相应的口授传说,一些人认为,这是号称在“公司治理”领域的又一个权威——从香港过来的台湾中国人郎咸平对国内经济学界“不满”甚至“指责”。 实际上,我们反复阅读相关报道和调研后发现,这很大程度上是郎咸平在“孤单无助”、“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同行表示关心和支持”的情况下回答记者时说出来的“伤心话”、“遗憾词”甚至是“再明显不过的求助” ——SOS,但经过实习记者或出于“义愤”的自我表述后,它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误读成是郎咸平对国内经济学界的“不满”甚至“指责”。也许有人会私下说,当初你不找我们“沟通”,到处与人作对,当孤胆英雄,现在惹出漏子才想到我们,你是活该。大家不用理他,甚至不但不能“公开支持”他,反而要批他,教训他。有没有这样的成分我们不得而知,也无意猜测,但江湖复杂却是客观现实。我们相信,一些主流学者更多地是出于对真理和中国改革大业的爱护。总之,这则报道及相关传言,实际上直接成为引燃经济学界十多年来争对一连串相关问题再一次“大争吵”的导火索。——多年以前,在厉以宁与吴敬琏之间,在张维迎与林毅夫之间,在秦晖与张曙光等人之间,就其中一些问题也发生过类似的争论。 有人说,本次大讨论实际上是一家小报一位涉世未深、似乎有同情心的实习记者一不小心将烟头扔进了经济学界的火药库,进而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大爆炸”,“爆炸的大火”通过互联网、报纸、电视、杂志等现代媒体迅速而猛烈地燃烧到了社会公众中。政府事实上也密切注视着这场多年不见的大辩论,大交锋。绝大多数人事先都没有预料到故事会是如此演绎。但也有人说,这一切看似偶然,其实有很多的必然。 最初,8月1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和8月21日赵晓幽默式的答记者问并随即在网上发表一篇题为《不要冒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兼评郎咸平国企改革言论》的针对性文章外,国内经济学界“被认为是”最早正式站出来回应郎咸平“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的经济学人碰巧是三位张姓学者。8月23日,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张军教授在《外滩画报》发表《学术的边界》,该文的题目就是对郎氏事件的一种“评判”。8月24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在北京接受《经济观察报》和《证券市场周刊》联合采访,采访稿于8月28日正式刊出,在8月28日同一天,张维迎在深圳企业家年会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再一次正式回应——在北京一个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是否应该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演讲。 “大争论”由此正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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