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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杜兆勇
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开放路线是由经济而政治，互相匹配，其中不少经验可圈可点。亚洲各国发展模式是非常不同的，不能仅仅因为有的国家是一院制议会，就说他们不是现代政体，这样说难免偏颇。
读罢《南风窗》2004年9月上半月黄钟文章《别向新加坡看齐》，感到这是如何对待别国经验的问题。如果不会学习，就会造成如新加坡前财政部次长沈基文所说“所学到的，往往50%是好的，50%是坏的。”
国无论大小、成败，均有可借鉴的地方。悍将只把左军中军右军、马军步军水军视为武装力量，名将则能将山川万物化作武装力量。
新加坡作为亚洲“小巨人”，其经济成就应该有以下几点：比如对于严重的房荒问题，新加坡早在1980年代初就使75%的居民住进政府所盖的高楼大厦公寓里。新加坡建屋局打破了“政府机构效率低”的经济规则，政府在源头上低价征购土地自建住屋或卖给民间以建设住屋，住屋必须依照政府所定的低价行销，这样从根本上杜绝了发生土地投机或兼并的可能；再如，为了遏制能源危机的过早爆发，新加坡曾经一度将汽车税调高25%，停车费增加50%，汽油价增高22%，使新加坡小汽车成为全世界课税最严重的地区，同时缓解了交通拥堵；新加坡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有条件地成功禁乞，而我们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还要为争取乞讨权而斗争；新加坡政府预留出人口增长二分之一所需要的生存资源，使新加坡20年时间内仍然具有作为最适合人类居住地方的竞争优势，对比我国目前的“掠夺式开发”不是很好的镜鉴吗？
作者黄钟对新加坡的威权模式，尤其是对于新加坡之父李光耀进行了批评，进而对于新加坡的政治架构评价过低。其实，不能简单地因为人民行动党数十年一党执政，就对新加坡政体作出单方面的评价。人民行动党数十年执政，建立起了精英政治，议会内阁制，政府廉能高效，政府高管中非新加坡出生人士占有相当比重，政权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保持廉洁杜绝贪污”是人民行动党的成功秘诀，国家民意代表的“选区理念”已成为基本意识，接见、拜访选民成为其日常工作。
新加坡政府于生产方面，对企业的发展一向没有干预。于金融方面，汇率、利率完全由市场决定，金融管理局(类似中国人民银行)的管理架购是商业模式的董事制；贸易方面，除极少数商品外，几乎完全没有限制。新加坡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有一个强势政府，更注重社会公平。新加坡劳资双方和政府代表共同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在1979年提出增加劳工工资20%的动议，当年新加坡劳动生产率增加不及3%，政府仍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迫使企业尽快提高产品附加值，结束了“血汗工厂”的历史，这对我国当下企业普遍以廉价劳动力为惟一竞争能力不乏警示意义。
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开放路线是由经济而政治，互相匹配，其中不少经验可圈可点。新加坡人认为，生产力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新加坡从知识和财富的自由流动，引申到对人才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尊重，发放护照绝无限制，外来人才和本国国民均享迁徙自由；政府对廉能的追求，公开从总理到次长乃至一般办事人员的薪资，公务员即使接受两元钱的馈赠，也不敢不照价付给。政府断然裁撤不能履行职责的机构，进而将政务完全置于国民的监督之下，由责任政府而扩大到责任政治；即使从新加坡一份简单的交通违规罚单的细致程度，也可以明确感受到新加坡已经近于一个法治社会，即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废立必须充分体现公共性；新加坡还开展“新儒家运动”，终于进入到一个心灵竞赛的国家；如果再说到新加坡夹在中国、印尼、大马之间，能够生存发展并走向繁荣的政治智慧，不能不对新加坡经验三思。
(作者为中国海外投资论坛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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