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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国企改革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市场化手段引进虽然有必要也确有实效，但最终解决问题方式还是不能绕开产权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效率难题
上周，一向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市在国资改革方面推出重大新举措。
深圳市国资委决定将三家资产经营公司——深圳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深圳市投资
管理公司和深圳市商贸投资控股公司——重组合并为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重组合并后，上述三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原先持有的14家上市公司的国家股被划归深圳市国资委或者新成立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这是在今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引发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和国资改革方向争论之后，地方政府国资委作出的一次重大举动，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虽然深圳市国资委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尚未对这一举动的意义及影响进行评述，但结合媒体前一段时间对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青睐”新加坡“淡马锡”国资管理模式的广泛报道，不禁令人猜测，是否国资改革将由此迈出新的步伐：即地方国资委，甚至于国务院国资委，未来将纷纷组建投资控股公司，把现在国资委监管的国资装入其中，变目前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的模式为国资委通过资本纽带监管的模式。
在此之前，号称做中国金融业的“国资委”的汇金公司，在四大国有银行改制背景下的重新引起注意。在银行业界、经济学界包括意欲引进的国际战略投资者都提出汇金公司实体化的要求。而如何定义汇金公司，汇金公司如何行使大股东权益，以及它的运营方式同样有声音指出，“淡马锡”是一种选择。
我们认为，选择“淡马锡模式”在现阶段国资改革大背景下无疑存在着合理性，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我们还是要看到，在现有条件下，要把国资委下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建设成为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公司，还存在相当难度。
国资(尤其是国企)的改革与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密不可分。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者们均已有共识，中国经济改革历经波折与反复，走过了行政分权、增量改革到整体推进三个阶段，最终国企改革归结到产权这一核心问题。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一年多时间里虽然在业绩考核、人才管理等方面做了些许工作，但微观层面的诸多努力掩盖不了国资委在发展方向上改革的乏力。在国企核心问题——产权的改革方面并没有什么突破性举措。产权改革处于停滞阶段。而这直接关乎到改革初始难题——行政分权的解决。
而反观由新加坡财政部全额出资设立的淡马锡控股公司，负责经营新加坡政府在国内外的直接投资。其经营30年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发达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和严格的董事会独立运作制度。
在国资委之下成立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倘若设置得当，也能将国资委的政府行为与控股有限公司的公司行为分离开，从而使两者各司其职，有利于对两者考核与激励等政策的设计工作。其中关键就在于能否在此做到两者行为上“政企分离”，尽量减少投资控股公司中的政治干扰因素，包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拥有的权限、管理层的任聘、董事会的设立以及对公司经营利润的要求等，要按市场原则而不是官场法则进行。如果这一切成立，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也为产生经营国资的职业经理人提供了可能的契机。
但上周引起国际资本市场关注的中国移动、电信和联通三家电信运营商的管理者对调足以说明职业经理人制度远未进入主管者意识当中，而“政企分开”虽然已经成为共识，但在实际操作当中还是得不到重视。
同样，此次深圳市国资委的改革也留下疑难问题有待未来解决。根据公开报道，作为深圳市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国有独资公司，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主要职能是受市国资委委托，持有部分市属国有企业及参股企业国有股权，推进下属企业改制和重组，根据需要为市属国有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和作为政府政策性投资的平台。
由此可见，对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仍然保留了要其为当地政府服务的某种要求，这难免令人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未来是否能根据市场原则进行决策而担忧。
此外，保持足够的透明度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能有效经营国资的起码保证。目前，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的人员配备、董事会及管理层等细节问题尚未披露，还很难使人对于投资控股公司是否能够有效运行作出判断。
我们认为，国企改革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市场化手段引进虽然有必要也确有实效，但最终解决问题方式还是不能绕开产权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效率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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