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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11月6日已经从昏迷中部分苏醒，能够睁开眼睛，并与医生进行对话。这是医生对他“极度复杂的临床状态”进行全力处理的结果。事实上，巴勒斯坦的未来、以巴关系症结的“临床状态”也同样“极度复杂”。
虽然阿翁已为巴勒斯坦的独立事业奋斗了一生，劳累了一生，但这项事业却仍离起点不远。天生英雄气盖世，这种以英雄主义为特点的心理气质，几乎主导了他一生的奋斗历
程。幼年丧母，在耳濡目染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人“欺压”的氛围中成长，注定了他的性格固执而坚强。面对强敌，以武装斗争为事业的起点是他必然的选择。
1956年，阿翁就投身战斗。1964年1月18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同年底，他亲手组建了军事组织“暴风”突击队，后多次参加反以战争。1969年2月，阿翁开始担任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枪杆子里出自由”不是到处都可兑现的真理，阿翁十几年的武装斗争未能取得理想结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阿翁转向和平谈判道路。这是他斗争理念和方式的一次转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艰难的巴以和谈中，双方取得了包括《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在内的诸多重大成果。1994年阿翁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一个以偶像为领导者、文化层次相对不高的斗争队伍中，很可能是英雄而不是群众来主导巴勒斯坦民族的命运和历史的方向。当然，笔者丝毫不怀疑阿翁对他的祖国和人民的感情，但巴以关系迟滞不前、个人事业未竟，又何尝不与他个人性格与认识水平密切相关？如果说他由武斗转向和谈是一次认识飞跃，那么冷战后，特别是由于“9·11”事件的发生使世界转入反恐时代后，他应有的再次认识飞跃却迟迟没有出现。
抛开巴以关系中巴勒斯坦所处地位、所受待遇的公平与否不谈，如果从巴民族休养生息、展望未来的基本利益分析，阿翁对理想和公正的僵硬诉求使他坚强有余而妥协不足。于是，他一次次拒绝在耶路撒冷归属、移民定居点等问题上让步，继续他的路程。将整个民族浸染于他悲怆的亡国失土的情绪下，巴民族已然陷入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情绪，而在反恐时代，阿翁的反恐立场和作为，已使他渐失美国和世界原有的同情。
以一己之力，抗以美联盟，阿翁几成现世堂吉诃德。他以及他的民族都未能认识到，反以色列虽有一百个正义理由，而巴勒斯坦人事业的结局，很可能已被钉在了强国不可更改的既定蓝图上。他和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事业与强国利益并不合拍，这就注定了阿翁的永久遗憾和巴勒斯坦的漫漫悲情。
阿翁之后，中东仍是由强国主导的世界。阿翁把生死置之度外，说他“自己不重要，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民”。果真如此，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应当谨记：妥协务实而不是英雄主义，是弱者通过博弈争取利益最大化的惟一途径，也是巴勒斯坦看见晴空的惟一希望。
□刘虎(暨南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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