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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之初就要考虑到其长期稳定性，从而防止投资者因为对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而发生动摇，避免市场及整体经济的不稳定。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1日宣布，挪威经济学家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因为在“经济政策一致性”和“商业周期驱动力”理论方面的贡献分享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这对师生组合所研究的经济政策设计和经济周期动力等领域，是宏
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其成果不仅极具学术价值，更深刻影响了当代宏观经济学政策实践。
20世纪70年代，“滞胀”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问题。经济学家在解释这一问题时，形成两派。一派试图用在凯恩斯学派的框架下解释滞胀问题，主要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而另一派开始采用新的方法，对当时的主流发起挑战。普雷斯科特跟随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卢卡斯等人加入挑战者行列。
借助深厚的数学功底，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开始以最优控制论为工具研究动态经济系统。然而，他们后来发现最优控制论并不是经济规划的适当工具。1977年，两人共同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动态一致性的问题。如果经济政策制定者缺乏有预见性的贯彻既定政策的能力，他们通常不能取得最优的政策效果。
政府政策的动态一致性指的是，一个政策不仅在制定阶段应该是最优的(至少从政府的角度看)，而且在制定之后的执行阶段也应该最优的。如果一个政策只是在制定阶段是最优的，而在执行阶段并不是最优的，这个政策就是动态不一致的。这是因为政府并没有积极性来真正实施这项政策，自然公众也就不会相信这项政策。
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模型里，政府关心的不仅是通货膨胀的问题，而且还有失业的问题。通常，人们预期之外的通货膨胀能在短期内刺激厂商增大投资，从而使产出增加，就业增加。政府控制货币的发行，而货币增长通常是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因而政府就可能通过控制货币发行，将通货膨胀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因此，尽管政府并不喜欢通货膨胀，但如果预期通货膨胀较低，从而额外通货膨胀的边际成本较低，则政府就有激励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将产出暂时推至正常水平以上，从而降低失业率。如果政府这样做，可以达到上述目的，政府会容忍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因此，在公众预期通货膨胀较低的情况下，政府会事先承诺执行低通货膨胀政策。但如果公众知道政府有这个激励，那就意味着公众实际并不会预期通货膨胀较低。最终结果是政府采取相机抉择政策未使产量增加，却导致了更高的通货膨胀。这个现象以前仅仅被认为是政策失灵，而动态一致性的工作对这些问题提供了共同解释。
为什么政府不按照事先承诺去执行较低的通货膨胀的政策？那是因为政府食言，愚弄公众，执行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所得到的收益，比政府执行事先承诺的低通货膨胀的收益要高，因此，政府没有积极性兑现自己的承诺。
根据产出与通货膨胀在短期内的交替关系，只有当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比原先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水平“意外”地高出一部分，公众即私人部门才会采取扩大产出的手段，如调整投资、工资和价格，即只有未被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才会影响实际产出。由于公众是理性的，他们会预料到政府的这种行为，从而改变原来的预期，上调预期通货膨胀的水平，使政府的计划落空。
政府由于无法使公众相信低通货膨胀率而自受其苦，可以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公众记住政府的每一次事先承诺和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并对其每一次政策失误和未守信采取某种形式的事后对抗，则即使通过通胀手段可以增加就业，货币当局必须面对违反原有承诺的后果。事后对抗所造成的成本可以大到抵销增加就业的收益。
两位获奖者指出了导致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的症结：由于私人信息或者是缺乏可信的承诺，并形成政策效率和执行激励之间的权衡。政府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之一是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即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一个固定的货币增长率。因为法律规定限制了政府行动的自由，等价于一个可信的承诺行动，政府反而可以受益。政府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也会约束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博弈实际上是一个重复博弈，有一个不制造通货膨胀的声誉可以使政府长期受益。
两位经济学家对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的贡献给宏观经济学带来20年的黄金时期，启发了众多重要研究。政策的动态一致性问题存在于货币、财政等需要政府承诺并加以执行的各个政策层，他们开创性的贡献为在经济政策可信度、政治可行性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改革和货币政策设计等工作提供了指导，特别是在设计和发展独立的、有信誉的中央银行这一问题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实践中，央行独立性、选择保守的中央银行家执掌央行以及近期的盯住通胀的货币政策框架，实际上都源于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思想。
此外，“经济政策一致性”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一理论强调，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之初就要考虑到其长期稳定性，从而防止投资者因为对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而发生动摇，避免市场及整体经济的不稳定。如果政策多变，即使在某一个时点上效果较好，长期内也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可以说，他们重塑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
除了在经济政策一致性的杰出贡献之外，两位经济学家还在在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真实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模型。在他们的经济周期模型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供给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影响到经济周期的变化，技术进步的真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传统凯恩斯模型中，经济波动主要是货币扰动和其它总需求扰动和名义价格或工资的缓慢调整相结合的结果。
普雷斯科特是一位高产的一流经济学大师，他喜欢在深思熟虑之后才给出问题的答案。除了获奖的两项贡献，他还在一般均衡理论、银行、金融、经济计量方法论等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即使在诺贝尔得主群中，他的贡献足以笑傲江湖。普雷斯科特培养了大量的经济学博士，其中基德兰德就是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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