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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佳宁
四川省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量化”为25项指标，用于考察市州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该考核指标体系及评价办法已经开始操作。(据11月3
日《四川日报》)
全面、客观、准确地考核评价基层党政领导班子的政绩，并且建立相应的考核评价体系，一直处于“只听楼梯响，不见有人来”的时态，盖因考核手段的不确定性及“左右摇摆”。在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大背景下，重新考量对党政官员的考核，仅有一些“定性”标准显然有违考核的初衷。每逢年终岁尾，对干部实绩的综合性评价不够科学，导致考核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虚假成份，影响了考核结果的真实性。尤其是对不同职级干部的评价中出现主要领导年年评优、一般干部轮流坐庄，制约了考核工作激励作用的发挥。所以，“量化”官员政绩作为一种考核制度，似乎姗姗来迟。
对党政官员的业绩考核，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政治挂帅”到“经济增长”为中心的转变过程。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考核指标，确实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激励和增长效应，但是，这种考核方法实际上已成为惟GDP增长论，产生了为升迁而不得不“惟上是从”，以致一些对付考核的“潜规则”粉墨登场。这类脱离公众、脱离实践的动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现行党政官员考核指标体系和机制有内在关系。因而，四川省的25项“量化”指标具有一定的导向意义：经济发展类除了GDP、财政收入等常规数据之外，还有城镇化率、工业增加值和经济效益、财政资金农业投入比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等5项指标。
但是，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量化”指标显得不好拿捏。在与时俱进的新要求下，那种在考核过程中偏重于听述职报告、民主测评、个别谈话、查看资料等静态考核方法着实需要调整。特别是在一些地方，考核者对干部情况的了解较多地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缺乏应有的深度，不能根据单位的主要职能、领导干部的岗位职责和在考核中遇到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考核方法，影响了考核工作的效率和考核结果的准确性。所有这些均亟待融入“量化”的做法。
在一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诸多结论的失误、诸多问题的产生，大都源于考核评价标准的不科学、不准确、不全面和不完善。就如一个“方向标”，指向哪里，受其制约的人们就会奔向哪里。倘若“方向标”含混不清甚至指向错误，诸多人的着力方向也必然含混不清甚至出现错误，诸如“工作方法注意不够”、“处理问题不够大胆”、“联系群众不够广泛”等“定性”考核还是少些为好。
“国以政兴，政以人兴。”一个地方发展的快与慢，关键是要有一个富有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的领导班子，要有一批具有创新理念、开放意识、务实作风的领导干部。今年2月，广东省人大教科文卫委根据非典的教训，提议将“防病”列入官员政绩考核内容；近日，山东省政府为强化执法责任和行政责任追究制，将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率列为干部政绩考核内容；黑龙江省将征地补偿安置列入干部政绩考核；江苏省将“农民充分就业”列入干部政绩考核……这些地方的的探索与实践，充分说明了“量化”考核官员特别是建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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