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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耀军
“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人们曾经对我国在转型期某些行业和市场秩序失范发出这样的慨叹。因此，“土地农转非有望月底解冻”、“地方政府将可重新启动土地开发和招
商引资计划”的消息一出(见11月3日《南方都市报》)，不由得让人忧虑乱批滥占农地并几经反复的“圈地风”会否“卷土重来”。
这种忧虑不是空穴来风。圈地运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去年已经形成圈地——治理，又圈地——又治理，再圈地——再治理的怪圈，给国家和农民造成了巨大损失。自去年7月严令进行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撤并整合2046个各类开发区后，国务院更在今年4月发出紧急通知，采取“各地暂停审批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断然措施。
中央念“冻结农用地转用”的紧箍咒，是基于“80%的违法用地是地方政府行为”(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语)的背景。“圈地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除了一些官员法制意识淡薄，权大于法以及权钱交易等腐败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以GDP与财政收入增长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标准的增长观与政绩观。
“以地生财”被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奉为圭臬，是由于不断增长的财政压力和不断高涨的“政绩冲动”，地方政府通过将土地“农转非”，可以大量获取土地资本增值收益。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拿土地来招商，已成为不少地方创造政绩、增加财政收入的捷径。于是，农村集体土地这一农民的“命根子”，成了某些地方政府的“钱袋子”。
所以能如此，在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存在的权力过大问题：不仅拥有很大的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实际上还拥有土地的控制权。习惯于直接组织经济的“强势政府”，很容易滥用权力损害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与此同时，即便是土地违规操作，付出的“成本”却很低。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土地治理整顿工作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包括历年遗漏案件在内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起，只有738人被依法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4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土资源部的一位官员透露，1998年至今，“几乎没有县级以上的干部是因为违规违法出让土地而被处理的”。
大量的经营性用地，还以“国家建设”名义被征用；政府的管理者职能和国有土地所有者职能界定不清，政府利用管理者职权充当“运动员”，与集体和农民争利等深层次的问题，如果不从制度上加以解决，“圈地风”死灰复燃决不是杞人忧天。
中央的高压态势和舆论的强烈关注，虽能对“圈地风”起到一时的震慑作用，但仅靠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党纪、政纪处分，难以杜绝和整治违法批地用地、违法违规出让土地现象；换言之，仅以政府的行政行为规范土地市场秩序，是远远不够的。治本之策，应是创新土地使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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