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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三畏
鄢烈山先生9月27日在南方都市报发表《“郎氏质疑”大辩论结果圆满》的评论，初看还有点想不通。我原本以为，这个“大辩论”应该跟任何“大辩论”一样，无所谓“结果”，更说不上“圆满”的。甚至，鄢先生这份厚道可能找不到人领情。但后来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想，我觉得我受到了两点教益。
第一点。是知识精英们让我彻底抛弃了一个幻想。学者们“质问”道：你以为国有资产有12万亿元，连农民都计算在内，每一个中国人有9000元，“可是，这是真的吗？我要卖房子了，缺钱用，我想把这9000元变现，为了尽快变现，我决定打折出售，可是问遍所有朋友，6000元没人要，3000元没有要，1000元也没人要，白送也没有要……只要心智正常，谁都知道全民所有制那个所有权是虚的”(南方都市报9月6日第三版，朱恒鹏文)。
这种心智特别正常的宏论，本来是为了庆祝我们没有“俄罗斯式的民营化”“兼与郎咸平商榷”的，但我读了就心慌。因为我原先也认为我“占有”9000元国资，虽然我没法把它变现，但如果有关方面愿意，把这9000元“俄罗斯化”，变成“我的股票”……我甚至能感觉到这9000元是“实在”的，而且我还在别无选择地支持它们——我在使用中国移动，我看长虹电视，我在……再说它们也在增值，也还在缴纳税款，从它们报给出来的账，“我的9000元”并没有像冰糕一样化掉。我也知道国有资产没有效率，但既然当初所有的“民营化企业”都改造为“国资”了，既然这一剧烈的变迁早已历史地完成，现在要改，可以，没有人不赞成，但应该公开地公正地民主地改，而不是悖入悖出，否则等于把悲剧当正剧重演一遍……通过他们的辩论，我明白了：“国资是注定要流失的，不以这样的方式流失，就以那样的方式流失。”而中国的国资就是要“中国式的流失”，不要俄罗斯化，也不要东德化，还不要波兰化的流失……现在，我明白了，我不再挂念那9000元了。而此前，虽然我自命一不瞎二不聋，大致知道“社会转型”的现实意义是什么，但并没有痛痛快快地丢掉幻想。
这是我的第一个收获，它使我赶上了时代的步伐，汇入了“社会主流意识”中去了。
与此同时，外行看热闹，这个段子可能有资格成为一个经典故事：一位北大教授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访谈，开口先表示，他再不站出来好像就有点对不起世道人心似的。可怜郎某人在什么地方说了一句“国资是谁的？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但这家伙连大陆户口都没有，所以，我们那位北大教授是这样批评的：你也有资格来搀和“我的、我们的”？“那可真叫瞎搀和。有他什么份儿？国资再产权模糊，权利主体不包括他应该很清楚……凭什么郎咸平也有权说国资是他的？当然是中国人，更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但财产关系要明确界定，不可以彼此共产，否则天下大乱。套套近乎、唱几句高调，财产权利就占一份，不是正派行为。说得严肃一点，这叫企图染指国资。大叫保卫国资的英雄们哪里去了？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可以说国资有份，正好说明传统的国资非改不可。”
我想了又想，最终难以排除这个段子给我带来的伤感。我倒不是说当初为了实现“国资最大化”，连外国人都可以请来帮忙，而同祖同宗一国两制的人为什么不可以说“我们”，而是说，教授能津津有味地把“我们”一词发挥到这样的极致，他怎么会觉得“我们”这样有趣呢？
再一点，是说到这场辩论对决策层的影响。鄢烈山先生文章中还写道：“不论与‘郎氏质疑’有无直接关联，国资委从8月13日到8月26日，连下四道‘金牌’检查国企产权交易，这样就使这场大讨论在实践层面上得到了呼应，为推动国资委决策的落实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但我觉得鄢先生不应该这样推论。因为，如果真“无直接关联”，就不能说在“实践层面”上“推动”了什么，怎么能“不论”呢。何况，有关方面是明确表示过“国资委最近的检查工作，与郎咸平掀起的讨论无关”的，你不能置当事人的态度于不顾。虽然鄢先生的猜测应该有理由，因为向来居庙堂之高，公开地表现得从善如流，是很失面子的，当即吸收民间思想或者受到民间促进，这样的先例更很难寻，但只做不说，悄悄地改变套路还是有的。可无论如何，在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建立起来以前，决策层的底牌，还是应该以他们自己撬开的为准。
总的说来，在这场所谓的辩论中，只有一点是不辨自明的共识，那就是有人正在巧取或者豪夺国有资产。再则，即便有关国家民族重大前途的、有关社会正义的、吸引了全社会的注意力的辩论，有关方面也很难放下架子，与民间的良心和智力资源建立良性的互动。莫非这两点都是时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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