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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钱转让 重庆荣事达未现资不抵债现象即猝死
文\胡斯然
重庆市洗衣机总厂，一个有着4873万元净资产的企业，被合肥荣事达兼并，居然一点股份都无法拥有；此后，该企业没有任何资不抵债迹象，居然又以一元钱被转让；一个靠银行、信用社贷款、投入了3000多万元资金的煤矿，居然成功避开了所有债权人，被地方法院轻而易举地拍卖，而拍卖价仅为250万元。
不管这些企业是如何资不抵债，但至少，企业所拥有的土地，却是这些企业依靠国家垄断力量占有的资源，这些资源很长一段时间里给企业带来了国家垄断租金，遗憾的是，在“看守人”的操盘下，一并流失。
纵观本报创刊号所报道的几起国有或者集体资产流转的调查(详见39—42版)，有一个共同点：资产流转仅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进行，这些人是公司的决策层，也可以称作是国有资产的“看守人”、“保姆”，可是，在资产流转中，这些负有照看职责的人，却可以从容不迫地任由这些资产被人不动声色地拿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所有者的无奈缺位，国有企业固有的那种“垄断”色彩转移到了这些“保姆”和“看守者”的身上，在他们没有能力“看好”一个企业的时候，这些“看守人”开始越位，国有资产于是不明不白地被浪费、被吞噬。
于是，也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结果：至今也没有谁能够站出来，阐述、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贱卖企业资产的原因。
在这里，国家垄断的力量，形成了国有资产或者集体资产大量流失的渠道。企业经营者——“看守人”可以不征求职工的任何意见，在没有建立一套公开、独立、公正和严格的司法程序情况下，扮演着“国家垄断者”的角色，毫无顾忌地越位，肆意将资产处置。
因此，要避免流转中的资产流失，最重要的是要破解“看守人”的垄断地位，而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将一个企业资产的流转全过程放到一个竞争市场中进行。
就产权改革而言，首先要保证规则制订过程是公平的，规则的制订要经过参与游戏的利益群体的充分博弈，这种公平的博弈过程能够从程序上保证规则内容的公平性。其次，规则的内容应该是讲究效率的，是有利推动产权的转让流动并在流动过程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这种最大化的实现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公平。最后，这种公正而有效率规则的作用发挥有赖于规则的实施，也就是说要有确定的执行主体和执行机构，而且要建立起到位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富有弹性的诉讼制度，监管部门和司法机构应该“有诉必理”。
政府既然是国有资产的管理人、全民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就应该建立这么一套机制：发现国有资产流失，立刻就能被发现、被警示、被阻止，并能够将其纳入司法监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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