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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末，中国证监会的一则“澄清”和此后有关媒体对于真实信息的索取，引发了市场各方的高度关注。
先是市场流传“63家风险券商名单”，很多媒体进行了报道。数日之后，有关监管部门通过某证券业信息披露指定媒体进行了澄清，但是，究竟名单哪里不实，到底监管部门有没有制定类似名单，该文却语焉不详。
第二天，则有媒体公开呼吁，“请证监会公布真实名单”，文中认为，证监会有必要把问题券商的名单告之于广大投资者。这不仅是增加证监会监管工作透明度的需要，也是保护广大投资者知情权的一种需要。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证券市场与其他实物交易市场的一个很大不同就在于，从本质上看，证券市场是一个信息市场，市场的运作过程就是信息的处理过程，正是信息“引领”着社会资金流向各个实体部门，从而实现了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然而事实上，信息不对称在证券市场的各个层面普遍存在。因此，对于上市公司、基金、券商等市场参与各方，都已经建立起相应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信息公平，提高市场效率。但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层面则为大多数人所忽略。那就是，对于监管信息的披露，一直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
证券监管部门是监管信息的垄断供给者。而这些监管信息(比如某项政策的制订)，往往比某个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对于整个市场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关于监管信息的披露，却一直缺乏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什么信息应该披露，在什么时候披露，披露到什么程度，无章可依。
从历史上看，由于特殊的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证券监管部门扮演得更多的其实是市场的“调控者”，而非“监管者”。因此每到股市运行的关键时刻，都会有相应的政策出来调控市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1994年的“三大政策救市”，例如1996年的“十二道金牌砸市”等等。为了胜任影响市场的“调控者”的角色，则调控信息应该在事前保持一定的机密，才能达到突发影响市场的效果。
但是，近年来，证券监管部门在自身职能的市场化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当前的角色定位已经更多地转向“监管者”。
那么，在这种历史角色的转变过程中，则需要大大加强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使市场参与各方能够在同一时间，以最低成本获取监管信息，建立对于市场未来的稳定预期，防止市场大起大落，抑制投机，稳定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
首先，从历史经验来看，几乎每次在重大监管信息披露之前，总是有一部分市场的参与者能够“先知先觉”，因此中国的证券市场行情往往能够敏感地提前于监管信息的披露而波动。事实上，这种“先知先觉者”和大部分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在不公平的信息环境下的财富再分配，破坏了市场公平，也损害了大多数投资者的利益。与其这样，不如索性让整个政策的决策过程更加公开化、透明化。
其次，当前中国证券业问题丛生，整个行业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在这个时点，建立良好的信誉机制成为当务之急。而建立信誉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市场参与各方能够有一个长期的预期。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预期越长则行为就越规范，就更愿意坚持兑现自己的承诺。加大监管信息的披露力度，让证券市场政策制订的过程更加透明化，有利于建立整个市场的长期预期。
再次，随着证券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很多问题会逐步过渡到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比如10月中旬有关部门出台的对于问题金融机构的个人债权进行有限赔付的政策，已经使得投资者在选择券商时要承担更多的风险。此种背景下，加大监管信息的披露程度，才能确保投资者在选择券商的时候“知情”，是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同时也是市场化淘汰劣质券商的重要前提。
因此，证券监管部门适时加大自身工作的“透明度”，已经成为提高市场效率、重建市场信誉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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