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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幼鸣
10月29日，央行上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并放宽执行“利率市场化”相关政策。虽然此次加息幅度不大，但由于中国经济内部因素之间关联性与灵敏度已经形成，以及作为一个经济体，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重要性日益凸现，这一举措依然引发了国际国内市场连锁反应。
更为引人瞩目的是，自1996年下半年以来的8年中，中国内地利率一直处于“降息通道”，经过连续8次降息，存款利率从10.98%下降至1.98%。去年以来，为是否应该“调头”加息，众多学术界、实务界人士展开了近乎话语混战的激烈争辩，直到最近，官方口径依然为“保持利率稳定”。此次突然转变态度，是否意味着一个讯号，“升息通道”由此打开？眼下，中外观察人士处于分析、揣摩中。
在关联性已经形成的状况下，利率变动与普通社会公众同样关系密切。加息对股市投资行为影响最为直接，不容忽视的是，其对家庭金融债务影响也不小。在该方面，于央行宣布加息后这几天里，一些专家通过简单算术法“解读”认为，加息对社会公众偿还消费类贷款影响甚微，实属以静止的眼光看待问题。
不难理解，今后一个阶段，加息对公众家庭金融债务是否构成重大影响，关键要看会否出现连续加息情况。种种迹象显示，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政府部门已经基本竭尽行政手段，但对“行政调控”的效果评估却出现了矛盾与疑问，要点之一为物价涨幅没有明显下降。央行突然加息属于启用市场化手段，下这个决心是权衡了各种利害得失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广大股市投资者利益受损)。既然决心已下，如果产生了预期成效并“试验”发现存在更大调控空间，继续加息可能性难以免除。
假设真的进入“加息通道”，社会公众家庭金融债务问题会变得严峻起来。近日，有学者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家庭所负担金融债务的主要指标甚至超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引起国内媒体一片哗然。家庭为甚。大的统计口径可能存在疑问，但具体到国内大城市负担有房贷债务人群，大家切身感受到的债务承担率指标?即每月家庭收入用于支付债务的百分比?，高比例地较大。数据显示，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就获得平均收入的家庭而言，“供养”一套80平方米均价住宅，以加息前的贷款利率计，超过一半的月收入已经用于债务支出。
处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居民家庭可能“养”不起房，“民生”不易，自然属于政府出台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这牵涉复杂的关系排列，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甚至考验着决策者的执政能力。于“微观”和个别化层面，公众自身则需要未雨绸缪，技术性地应对加息可能导致的变化与后果。
首先，正视加息的背景与可能趋势，公众应具有顺应性调整家庭金融债务结构的意识。也就是说，一旦“加息通道”打开，要尽可能减少家庭负债总额。对于部分既举债同时又投资股票市场、保险市场的公众来说，坚决撤出投资资金，以减轻金融负债盘子，属于应该认真考虑的选择。
其次，加息的显著目的之一是从供应与需求两头着手，遏制房地产市场过热。近年来，由于“历史欠债”过大，城乡居民改善居住条件起点低下，真实消费需求旺盛是房地产市场火爆的主要原因；同时，低利率对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的刺激作用也“功不可没”。在加息的背景下，对于投资性贷款购房，公众必须持有慎重态度。要高度警惕房价涨幅趋缓，甚至市场交易价下降，而贷款的资金成本攀升状况出现——通俗地说，就是“吃双面耳光”。
事实上，宏观经济政策变化与普通公众利益产生关联并非刚发生的事，只不过到眼下阶段，关联面已越来越广、关联度已越来越高。应该看到，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政策变化均会导致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利益得失——它属于日常生活中必须具有的“方法论”之一。当前，公众应警惕并预防加息致使家庭金融债务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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