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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因“违规发包工程并从中受贿、违规批地并从中渔利、挪用资金并助子牟利”三条罪状被“双规”，坊间传言姜人杰的涉案金额从9000万到1.4亿不等。(11月3日《新周报》)
而就在一年前，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相继报道和解读了苏州“百官共廉”现象。所谓“百官共廉”是指：20多年来，苏州市(地)委书记中，没有一人因腐败问题受过处分；近10
年，苏州市的历任市委书记、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以及下属各县级市四套班子的近一百个“一把手”，在任职期间也无一受过党纪、国法的处分。
那时，许多人认为“百官共廉”现象源于当地政府创制了一系列廉政制度，如针对建筑工程市场的“会计委派制”等等，大胆借鉴了新加坡的廉政经验。对“百官共廉”的赞誉接连不断。然而，姜人杰的落马不禁让人对这一现象产生怀疑。
我无意单凭姜人杰一人的腐败否定整个苏州干部队伍的廉洁，我所关注的是：当人们沉浸在“百官共廉”的美好风景中时，一个又一个制度上的“腐败风险点”已显现在大家面前。
“权力集中”是第一个“风险点”。当苏州市政府宣称“调整权力结构，削减个人权力”的时候，2001年上任的姜人杰却一人包揽了城市规划、建设、交通、市政公用、邮政、电信、园林绿化、房管、房改、房地产开发、防震抗灾、人防等多项工作；在苏州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姜人杰拥有了太多、太集中的行政权力，陷入了“高风险”的境地。
“官商一体”是第二个“风险点”。当苏州市政府着力在城市建设中引进市场机制时，身为副市长的姜人杰却同时兼任苏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成为苏州最大的“红顶商人”。这恰恰证明，公共权力一旦介入市场竞争，各种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就变成了官商交换利益的工具，“红顶商人”也就成为处于风头浪尖的“危险人物”。
“监督乏力”是第三个“风险点”。当苏州宣传“让权力使用的过程公开、透明”时，处于苏州市政界权力核心圈的姜人杰似乎总是处于权力监督的视野之外，姜人杰无论挪用上千万资金还是在土地审批、工程招标等市场过程中大搞权力寻租，都没有受到来自公权机关的严格监督。
这些“风险点”并非苏州一地的专利，只是“百官共廉”的美好景象遮盖了人们的眼睛。然而，冷酷的事实证明，只要这些制度上的“风险点”存在，腐败行为就不可能绝迹，“百官共廉”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在制度不完备的环境中，不完善的人性很容易将掌权者拖入腐败的泥潭。
□毛飞(北京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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