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有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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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分配

　　一份由瑞士公布的“2003年世界城市生活成本调查结果”，引起了北京人的感慨。这 份调查显示，2003年，北京名列东京、莫斯科、大阪、香港四城市之后，排名全世界城市生活成本第5名，比日内瓦、伦敦、汉城、苏黎世、纽约等城市还高。

　　一位名叫蔡永飞的学者对此进行分析后认为，富人的消费是拉升所有人生活成本的根本原因。因为富人的存在，让大多数收入较低的北京人难以支付生活成本；由于高收入阶层的存在，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已经并将继续呈现生活质量下降的趋势，他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富人的消费损害了穷人的利益。

　　北京市统计局有这样一组数据：北京城市居民购买力总量已经高达3801亿元，户均也达到128145元。蔡永飞通过分析认为，购买力达到128145元的家庭，在北京老百姓中绝对是少数，因为根据2001年的统计资料，北京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只有18640元，仅凭这一点收入，不可能积累出那么大的购买力。是谁在大规模消费？是富人们，那么物价必然上涨以迎合富人们的消费能力，于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们就只有龟缩在更小的角落里了。

　　蔡永飞推断：把钱存在银行不花的，除了余钱少、收入低而不敢、不愿花钱的穷人，多半是钱花不完的富人。真正具有现实购买力并且使北京人生活成本升至世界第五的，只能主要是富人的钱。

　　这一结论立刻得到了响应，“岂只是抬高生活成本，连谈恋爱的成本也都被抬高了”，小青年们愤慨地说，事实如此，每逢情人节的时候，一朵鲜花的价格被抬升到高达20元，甚至还曾爆出有人10万元购买999朵玫瑰的传闻。

　　与买花相比，住房是更大的消费。为了凑足几万元的首付，很多工薪阶层甚至白领大都勒紧裤带攒上好几年的钱，而后还要省吃俭用以交纳月付。北京的房价居全国之首，黄金地段每平方米高达1万多元，而且还在不断上涨。事实上，推动房价上涨并居高不下、导致很多人难以承受压力的，正是富人对房产的巨大消费能力。

　　在北京，就连一些外地富人也纷纷斥资进京购房置业，他们也是造成房价持续走高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有消息称，2003年3月29日首批温州购房团抵京，两天时间内参观了4个楼盘，意向成交15套，金额达2000多万元。紧接着，4月20日第二批温州购房团抵京。而到7月份，“宁波团”、“沈阳团”、“港澳团”、“福州团”、“义乌团”等其他外地购房团相继抵京，在京城楼市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样一来，房价岂不水涨船高？

　　富人的购买行为增加了穷人的生活成本，这仿佛已是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前面我们已表述过，社会从来都是在一种寻求平衡的过程中发展，事情一旦向某个极端过于倾斜，良知才会逐渐彰显。现实也是如此，事情仿佛已经接近一个临界点了(全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54，远远超过国际标准的0.4之安全指标)，于是层出不穷的仇富、杀富事件，已经使人们对贫富问题导致的社会失衡产生了警觉，新的社会责任感，必然再次回到企业家们的议事日程中来。于是2004年春天胡润完成的“中国内地慈善企业家排行榜”，不但显得及时，还昭示了在中国，一种被叫做“第三次分配”的新的财富分配方式已经在中国浮出水面。

　　何谓“第三次分配”？社会分配机制有三重，其一是在市场机制上的首次分配，企业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其二是政府通过税收机制，实施的第二次分配；其三，当仅通过税收不足以调节贫富差距的时候，则需要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第三次分配，即慈善公益事业，让社会分配更趋公平，市场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第三次分配，就是企业家对社会应负有的责任之一。

　　在“2004年中国内地慈善企业家排行榜”上，金源房地产的黄如论先生以2003年高达2.1亿元的捐赠额高居榜首，成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排行榜还显示，50位慈善家去年一年总共捐赠了10.29亿元的现金和物资，平均每人捐赠超过2000万元！

　　在中国做这样一件事，显而易见是前无古人因而是举足轻重的，尤其在金钱显得至高无上的今天。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有着如此行动的富人，他的肉身一定承载着某种精神，最简单的概括是“社会的责任感”。是的，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企业家对社会的一种义务就会慢慢回到它应有的位置。

　　有意思的是，出慈善家最多的行业，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房地产业。也许是这个行业的积累的确太快，暴富者们不得不寻找某种途径去填补某种落差。

　　中国的企业家们似乎已经开始行动，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捐赠和公益事业中来了，最让人感佩的是年过八旬的香港企业家余彭年。多年来，余彭年一直在做着一件事：汇聚他在香港、台湾及海外的所有投资，倾心投在一座耗资18亿元、楼高58层的五星级酒店“彭年广场”上。余彭年不无骄傲地说：“这座大厦是我用真金白银建起来的，一不要还借款，二不欠利息。这座大厦就是母鸡，我把它下的蛋——全部利润永久性地捐给社会，70年不变！”

　　他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完成他做中国最大慈善家的构想：两年前，他第一个在国内向人大申请为慈善捐助提供立法保护；一年前，他启动5亿元资金，帮助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现在，他又以82岁高龄登上慈善富豪榜。同时，一个足以让世人为之惊叹的抉择在他的脑海里翻腾已久：年过八旬的他决定向社会捐出万贯家产，而不给儿孙继承。

　　在大陆人心目中，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行为，但他却认为，财富本来就是社会的，是大众的！按西方人的观点，企业家只是替社会管理和使用这些财富而已。

　　为富之道，在中国渐渐展现出她动人的面容，各种公益事业也涌现出来。前不久北京企业家宋军等人发起的，有100位各地企业家参与，每位企业家每年捐出10万人民币的阿拉善治沙公益事业，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鲜明地展现了出来。虽然有人说，这是以公益的名义挽救企业家整体形象，但事情本身的性质无法改变，而且他们毕竟开始行动了。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认识到：“给予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荣耀；慈善未必是普遍的义务，但一定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第三次分配，作为一种社会的稳定器，在中国已经开始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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