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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开始实施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明确规定：十人联名，向上一级工会申报可建立工会。诚如有媒体给出的解读，这条规定具体强调工人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实现自发组建工会的权利，是对语多含糊而频遭尴尬的《工会法》的一个关键补充。事实上，一年前深圳市出台实施了《工会法》的实施办法，所针对的，也正是《工会法》中关于体现工会价值、保障会员权益之规定语焉不详之处。广东省以此为经验，形成意在查缺补漏的全省性法规，显然表现出这样一番趋势：最先起步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广东
经济，也必然要首先面临劳资纠纷高密度爆发而个人维权乏力的社会危机。
对于广东来说，2004年最具震撼力的劳动力现象，是珠三角一贯表现出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突发惊天大逆转，出现了引发全国关注与广泛争论的“民工荒”现象。对此已有不少分析指出：中央政府以“减免农业税”为核心的农业政策调整是触因，长三角地区对于劳动力的竞争性吸引是外因，珠三角地区20多年来毫无长进的超低水平劳工待遇才是内因：工资福利、工作环境、劳动强度、不平等合同，这些所有涉及劳工权益的要素，在珠三角地区的绝大部分企业工厂内，基本上都决定于资方的单方面意志。因此，一方面广东的劳资纠纷案自2000年起以每年14%的速度递增，另一方面这些纠纷案件又往往因为劳工个体受制于资方而最终难有合理的解决。
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一日趋紧张的劳资关系中，原本应当充当劳工利益代言人，并寻求以集体力量同资方谈判的工会，却出现了惊人的缺位。统计显示，至今年5月，广东省工会的组建率仅为37.2%。最近引起全国关注的沃尔玛等国际跨国公司公开拒建工会事件，则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中国现有的工会制度如果不能解决组织上的难题，就极有可能丧失安身立命的价值。广东省新颁布的实施办法，重点已经表明是要明确和简化劳工组建工会的可操作性，冀望取得组织上的主动。
这样的动态，至少显示出中国社会开始思考协调经济关系的手段，并且认为工会理当成为防止经济暴力的关键性对话工具。但也许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中国现有的工会制度，即便可以深入各类企业工厂，是否就能够确实担当起监督用人单位、维护劳工权益的职能呢？从中国的经济社会进程以及国际社会的发展经验来看，工会要在中国社会现阶段展现能量彰显价值，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逐渐实现“两项脱离”。
与原本就诞生、成长于劳资角力之中的经典工会不同，目前被置于劳资博弈中的中国工会形态，事实上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新设计——在被定义“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的历史阶段，存在于公有制经济单位之中的工会，当然也就被定义为同用人单位、单位职工“三位一体”；其机构设置，也因此成为用人单位中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一环。
而改革开放斗转星移，非公经济在中国已经蔚为壮观，以同样的形态移植到这些经济实体中去的工会，首先无论是不是因为缺乏民主训练而无法产生强有力的领导人，而且没有劳资斗争经验而没有掌握同资方谈判的技巧，所以只能顺应强大的历史惯性继续成为“发油发大米、登山练身体、还管计划生育”的闲适角色，更要命的是，根据《工会法》的规定，工会的经费，主要来自建立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所拨的经费。这一执着于旧有经济关系而设计的经费制度，无疑同样导致工会必须依附于用人“老板”，在“谁给粮就给谁办事”的规律下，同工人权益所系并非一致。
不但要依附于用人单位，在现有的工会制度安排下，中国的工会系统，事实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协会，还要依附于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这样的格局，致使即便有的工会意欲有所作为，也往往受制于要求“以大局为重”的各地政府——而在政府并没有完全退出市场的中国经济环境中，政府下属的企业、政府支持的企业、政府引资的企业……形形色色关乎税收、就业机会、经济数据等“大局”的企业，更令工会即便有心也力有未逮。
独立于外物，方能忠实于自身。工会的价值既然只能在于维护劳工权益，那关键的一步也就在于必须独立于各种资本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信这才应该是工人有权自发组建工会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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