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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岳编辑：韩晓静
中国今天的现代化之路，是20多年前中国人的共同选择。
我们在和平年代最重视经济发展，其次是社会问题，再次是生态环境。经济形势一日一变，社会形态一年一变，生态环境十年一变，但它们产生的实质影响正相反。经济危机
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加以化解；社会危机须付出巨大政治成本才能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发生，将变成难以逆转的民族灾难。
马克思说，“物与物的关系后面，从来是人与人的关系”。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不公加重了社会不公。
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生态，与体现人与人和谐的社会公平，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当未来30年人口总量、劳动就业和老龄化三大高峰同时来临时，当我们仍按照拼资源、拼消耗的方式去增大经济总量时，当我们仍无法解决城市工业化与二元结构、就业的矛盾时，当经济受益者与环境承担者因分属不同群体而使社会矛盾激化时，加快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显得非常迫切。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对自然的回报相平衡；当代人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本区域发展不能以牺牲其他区域发展为代价。
中国社会的公平诉求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时刻。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要从环保这个能够使所有人共赢的领域切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的优势，展开一场导向和谐社会的公平实验。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公平呢？
我们需要一整套新的国家绩效考核体系。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是战略性的一步，并且急需一套能够修正地方官员决策的考核标准，这就是官员环保考核。新的绩效考核体系，将以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来调整单纯关注经济增长与过度消费的观念，为全社会的协调发展，为弱势群体的公共利益，为执政党的长治久安提供重要支撑。今后官员的政绩应该是：创造每单位GDP所耗资源与所释放的污染物越低越好；本地区每个劳动者的全负荷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国土面积所承载的经济总量越高越好。
我们应该考虑重新调整国土规划。国土规划中的行政区域改革最为重要，因为可以从根本上促进区域公平。今天，城市的辐射作用更加重要，经济发达地区已具备了协调区域经济、促进区域公平的能力。应根据资源、人口、经济总量与环境生态的不同功能，确定不同目的，设立不同标准，调整不同区域，优化配置不同资源。例如，以一个或两个相对完整的自然地域，特别是以水系为界来划分行政区，既有利于区内水土资源的统一开发，也有利于上下游之间的补偿协调，更有利于全面规划与综合整治环境。
我们应加快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为了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的利益补偿。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把区域生态补偿作为重点，还可考虑对生态脆弱地区实行特殊税收政策。政府还应运用市场手段让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生态补偿。富裕人群消费的环境多，应当做出更多的补偿。如城市生活污水收费，用水多的应该加倍付费，特困户在生存用水范围内应该给予补贴；占用空间大的高档住宅、排气量大的汽车也应该向环境付费。对高价值商品还应开征高消费税，并在其中包含一定比例的环境补偿费。必须让污染大户向污染受害者进行生态补偿。
我们还应建立国家产业补偿制度。这是要解决末端产业对于源头产业的利益补偿；解决二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的利益补偿；解决成品产业对于资源产业的利益补偿。补偿手段应依照资源价格和机会价格，对整个产业体系实施合理的利益分配。东、中、西部地区在资源分布、自然气候、潜在环境容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为公平发展，我们可在排污收费标准的制订、排污总量的分配、环境税起征点的设计上推行不同标准的环境政策。我们还应呼吁建立国际环境补偿体系。发达国家对自然的索取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他们理应为拯救这个伤痕累累的星球承担更大的责任。
我们应保障公众参与以推进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必然是大多数民众意志的反映。社会公平的民主机制当然包括公众参与。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切入点。中国已有40余部环境法律法规，但还不能够完全保护人民的环境权益。经济利润的受益者与环境经济的承担者不是一个主体，一方是企业，一方是普通公众。由于收益者与承担者背后的社会力量悬殊很大，导致执法不严、弹性执法、差别执法。必须改革环境执法体制。必须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我们应实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第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因为它不仅能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还能为生态脆弱地区解决就业问题。第二是开发新能源。现在很多企业的利润以人民的健康为代价，新能源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第三是生态移民。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与最贫困区往往重合为同一区域。要逐步将此类区域中的居民搬出来向城市集中。国家生态补偿资金要重点用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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